泰國重回「教父政治」時代？

2026年8月，泰國暖武里府發生一起震驚社會的政治槍擊案。前眾議員查隆·利亞郎（ฉลอง เรี่ยวแรง）持槍向現任暖武里府行政組織主席通猜·延巴拉叻（ธงชัย เย็นประเสริฐ）開槍，通猜中彈後傷重死亡。更讓泰國社會議論的是，查隆在警局接受媒體採訪時仍表現得相當囂張，甚至抽菸接受採訪。這起案件讓不少泰國人重新想起過去的「教父政治」（การเมืองเจ้าพ่อ），也開始擔心泰國地方政治是否又出現過去那種以人脈、勢力甚至暴力解決政治衝突的現象。

對台灣讀者而言，這樣的政治文化並不陌生。1990年代的台灣同樣曾經存在黑金政治，羅福助就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從地下勢力進入正式政治，最後成為立法委員，而他的兒子羅明才則繼續進入立法院，讓原本的地方勢力逐漸轉化成制度化的政治資源。泰國過去也曾出現類似的轉換，只是當時這些人物有一個更鮮明的稱呼，就是「教父」（เจ้าพ่อ）。而在眾多泰國教父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克勞．塔尼軍（แคล้ว ธนิกุล）。

克勞出生於1934年4月10日，來自夜功府（สมุทรสงคราม）邦空提郡（บางคนที）的東瑪諾拉（ดอนมะโนรา），出身泰籍華人家庭。年輕時來到曼谷，在茉莉園（สวนมะลิ）一帶建立自己的生活與人脈，也因此被稱為「勞兄」（เฮียเหลา）。當時的曼谷正快速發展，城市人口增加，地下經濟與各種地方勢力也逐漸形成。克勞從拳擊圈與地方人物（นักเลง）開始累積人脈，後來逐漸建立自己的勢力。

克勞真正與其他地方人物不同的地方，是他很快把影響力延伸到不同領域。他在1977年左右成立「塔尼軍拳館（ส.ธนิกุล）」，進入泰拳、職業拳擊與業餘拳擊圈，並在1990年至1991年間擔任泰國業餘拳擊協會會長。拳擊場成為他與政治人物、商人、警察及軍人建立關係的重要場所，而他的勢力也從地方社會逐漸進入公開社會。泰國媒體因此稱他為「曼谷教父」（เจ้าพ่อนครบาล），甚至稱為「第一號教父」（เจ้าพ่อเบอร์ 1）。

這個稱號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克勞所代表的權力模式。教父不一定需要自己參選公職，他可以透過地方人脈、財力、地下經濟與政治關係影響選舉，甚至左右地方政治人物的政治生涯。政治人物需要這些地方勢力協助動員選票，地方教父則需要政治關係取得資源與保護，兩者形成相互依存的權力網絡。這就是泰國過去「教父政治」最典型的運作方式。

克勞的勢力越大，與其他勢力之間的衝突也越激烈。1980年10月，曼谷拉差達拳擊場曾發生針對他的爆炸事件；1982年，倫披尼拳擊場也發生爆炸。1991年4月5日，克勞在返回夜功府途中遭到伏擊，槍手使用M16、AK以及M79等武器攻擊，最終克勞與身旁親信死亡。至於他的死亡是否與當時軍政府整肅「有影響力人物」有關，至今仍存在不同說法，但沒有足夠證據可以直接證明軍方就是幕後主使。

克勞死亡的1991年，正好也是泰國傳統教父政治開始走向轉型的重要時期。隨著選舉政治逐漸發展、政黨力量增加，以及地方行政制度更加完整，地方勢力開始尋找新的政治生存方式。過去依靠地下經濟、個人威望與暴力建立的權力，逐漸轉化成選舉動員、政黨關係與地方行政資源。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泰國政治談論的，越來越多是「地方政治家族」，而不是早期那種直接以「教父」稱呼的地方人物。

克勞的家庭也呈現了這種轉變。克勞與第一任妻子สงัด所生的兒子努坤．塔尼軍（นุกูล ธนิกุล），後來曾多次當選夜功府眾議員，直接進入正式政治。克勞另一段婚姻所形成的家庭關係，則與西部著名教父甘南西亞（กำนันเซี้ย）產生連結，家族成員後來也有人進入地方政治。克勞死亡之後，他留下的，是一套可以被下一代重新利用的人脈與地方資源，而這些資源也開始透過選舉與地方政治進入制度體系。

這一點其實與台灣的羅福助有相當有趣的對照。羅福助本人進入立法院，兒子羅明才則繼續從事制度政治；克勞本人沒有成為國會議員，但他的兒子努坤後來進入國會。兩個家庭的發展道路不同，卻都呈現出一個共同現象：上一代累積的地方勢力，到了下一代可能透過選舉、政黨與地方行政體系重新取得合法政治身分。這也是理解泰國地方政治家族的重要線索。

回到2026年的暖武里府槍擊案，最值得注意的是，這起案件涉及兩名具有正式政治身分的地方人物。查隆與通猜過去曾經存在政治合作關係，後來因地方政治利益與權力關係逐漸分裂，最後竟然以槍擊收場。這讓人聯想到過去教父政治中的權力競爭，但兩者之間仍然存在明顯差異。今天的泰國已經有完整的選舉制度、政黨體系與地方行政組織，地方勢力取得權力的方式，也與30、40年前有所不同。

因此，一起槍擊案本身，還不足以證明泰國重新回到教父政治時代。真正值得觀察的，是這起案件是否代表某些過去的政治文化仍然存在。如果地方政治人物仍然認為政治利益可以透過槍械解決，如果地方勢力仍然可以讓政治人物產生「自己有特殊地位」的觀感，那麼教父政治所代表的某些權力邏輯，確實可能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現。這也是這起案件比單純刑事案件更值得討論的原因。

尤其查隆在警局接受採訪時的態度，更讓這起案件具有象徵性。對一般民眾而言，真正令人不安的可能是一名政治人物犯下致命案件後，仍然表現出一種似乎不必畏懼法律的態度。這種「有權勢者可以獲得特殊待遇」的觀感，正是過去教父政治最令人詬病的地方。今天泰國的制度已經與當年不同，因此接下來司法如何處理這起案件，將比案件本身更值得觀察。

接下來最值得觀察的，是查隆最後會被判處什麼樣的刑期。這起案件的意義，是它重新讓泰國社會看見地方政治與暴力之間的關係，而不只是一起地方政治人物之間的槍擊案件。如果法院最後選擇輕判，社會可能產生「即使動用暴力，也不會付出相應代價」的印象，類似事件未來就有可能再次發生。相反地，如果法院依法作出重判，讓政治人物清楚知道政治利益與人際衝突不能透過槍械解決，司法就能產生真正的懲戒效果。

因此，目前還不能說泰國已經重新回到過去的教父政治時代。克勞所代表的那個年代，已經隨著泰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化而結束；今天的地方勢力，也更多透過選舉、政黨與地方政治家族運作。但歷史留下來的政治文化，不會因為制度改變就完全消失。這起案件真正值得觀察的，是泰國社會與司法制度能否對地方政治暴力劃出清楚的界線。

如果最後法院作出明確而嚴厲的判決，這起案件或許會成為泰國地方政治暴力的一次警示；如果司法處理無法讓社會感受到應有的制裁，那麼今天被重新提起的「教父政治」，恐怕就不會只是一段歷史記憶。對泰國而言，真正的問題是過去那種「地方權力可以凌駕於制度之上」的政治文化，究竟是否真的已經成為歷史，而不是克勞這樣的教父會不會重新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