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維吾爾人、無國界記者組織榮譽董事、落籍台灣中國民運人士
于美人談到台北市長選舉，說如果民進黨推出沈伯洋參選，就會變成「講笑話和蔣萬安」的選舉。看到這句話，我倒想起她幾年前參選立法委員時說過的一句話：「再怎麼委屈的和平，他就是和平。」
于美人的說法不孤單
我當時沒有批評她。今天既然于美人說到「講笑話」，那就不妨回頭看看，她自己當年講過的這句話，到底是不是一個笑話。不客氣地說，我認為是，而且是一個一點都不好笑的政治笑話。
于美人並不孤單。她說出的，其實是台灣一部分深藍選民面對中國、面對戰爭與和平時相當典型的一種政治思考：沒有人希望戰爭，中國又是台灣搬不走的鄰居，兩岸軍事力量如此懸殊，因此台灣應該降低衝突，不要刺激中國；如果一些退讓可以換來和平，受一點委屈總比戰爭好。再往前一步，就是相信國民黨比較能夠與北京溝通，可以降低兩岸對抗，因此政黨輪替可以降低戰爭風險。
我理解這套思考。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追求和平對不對——當然對——而是它對戰爭因果關係的判斷究竟對不對。
我一直非常尊敬邱吉爾，在我看來，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那一代政治領袖中最有格調的人物之一。我讀過不少他的文字，也經常回頭思考他對戰爭、自由、妥協與政治責任的判斷。1938年慕尼黑危機前夕，邱吉爾寫道：
「We seem to be very near the bleak choice between War and Shame. My feeling is that we shall choose Shame, and then have War thrown in a little later on even more adverse terms than at present.」
「我們似乎已經非常接近一個殘酷的選擇：戰爭，或者屈辱。我的判斷是，我們會選擇屈辱，然後稍晚一些，仍然會迎來戰爭，而且屆時的條件將比現在更加不利。」
八十多年後再讀這段話，真正值得記住的，是邱吉爾很早就看懂了一個簡單卻殘酷的道理：面對一個以武力改變現狀的政權，退讓並不等於和平。如果你的退讓讓對方得到的結論是威脅有效，那麼今天避免的戰爭，很可能只是被推遲到一個對自己更加不利的明天。
中國近代史也留下了一個令人不舒服的對照。當時身居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的汪精衛走向對日「和平運動」後，曾經主張「接受可以忍受之條件」，甚至說：「吾人不可不忍辱負重，以從事和平運動。」人物不同、時代不同，歷史條件當然也完全不同，但是思想可以比較，政治邏輯更可以接受歷史的檢驗。
「再怎麼委屈的和平，他就是和平。」「接受可以忍受之條件。」「忍辱負重，以從事和平運動。」這幾句話相隔八十多年，卻少問了同一個問題：當以武力相威脅的一方發現威脅可以換來退讓，它為什麼要停止威脅？
中國對台灣的戰爭威脅究竟從哪裡來？
這才是我希望一些深藍朋友冷靜思考的地方。中國至今沒有放棄對台使用武力，《反分裂國家法》甚至明文保留在特定條件下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選項。這才是討論台海戰爭風險時不能跳過的起點。
這些年來，我們卻聽到太多「不要刺激中國」、「不要挑釁」的說法。任何負責任的政府當然都應避免不必要的挑釁與誤判，問題是，講到最後，責任有時竟然被倒轉了：彷彿決定戰爭與和平的不是那個公開保留使用武力選項的人，而是被威脅的人態度是不是太強硬。
幾年前，藍營就曾把台灣整軍備戰、強化國防視為增加兩岸緊張，甚至是對中國的挑釁。我當時評論，這種邏輯就像說，家裡因為擔心小偷而安裝防盜門，是對小偷的挑釁。裝防盜門不是因為主人想跟小偷打架，而是因為有人可能闖進來。真正決定要不要破門而入的是小偷，不是那道門。把防盜門說成挑釁，是把小偷可能破門的責任轉嫁給裝門的人；把台灣備戰說成製造戰爭，也存在同樣的責任倒置。
我知道許多支持國民黨的選民並不認為自己是因為害怕中國而投票。恰恰相反，他們相信台海之所以愈來愈危險，是因為民進黨的兩岸路線刺激北京；因此投給國民黨不是向中國低頭，而是降低對抗、避免戰爭。
但這套邏輯漏掉了最重要的一環：中國對台灣的戰爭威脅究竟從哪裡來？
如果北京因為台灣人民選出它不喜歡的政府、堅持它不接受的國家認同，或者拒絕接受它設定的政治前提，就提高軍事壓力，而台灣選民最後又因為壓力增加而改變自己的選擇，那麼無論選民主觀上把這一票理解為「反對民進黨挑釁」還是「選擇和平」，都有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北京會從中得到什麼訊號？它會相信威脅台灣沒有用，還是發現只要軍演規模更大、戰爭恐懼更強，就可能使台灣人民在投票時更加顧忌北京的反應？
所以我要質疑的不是台灣人害怕戰爭，更不是追求和平的願望，而是那個因果關係有沒有被我們弄反：究竟是台灣的民主選擇造成中國的威脅，還是中國正在用威脅改變台灣的民主選擇？
2016年的經驗尤其值得回想。蔡英文1月當選總統，5月20日才正式就職，但在她尚未就職以前，限縮陸客團的訊息與實際影響已經出現。520之後，陸客減少更迅速反映在台灣觀光產業；到了9月，國台辦公開把陸客赴台旅遊減少與蔡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聯繫起來，並對利益受損的台灣旅遊業界說：「解鈴還需繫鈴人。」
這件事情真正值得記住的，不只是北京把觀光交流變成政治壓力的工具，而是北京的懲罰對象究竟是誰。
不是民進黨，而是台灣選民。
「委屈的和平」不是和平
民進黨不會因為少來一個旅行團少賺一塊錢，蔡英文也不會因此少領一塊錢薪水。真正承受代價的是旅行業者、遊覽車司機、旅館、餐廳、商店，是普通台灣人。民進黨只是選舉參與者，蔡英文只是候選人，真正作出決定的是台灣選民。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京真正施加壓力的對象是台灣人民，而真正受到威脅的，是台灣人民作出北京不喜歡之選擇的權利。
這也正是「委屈的和平」最需要追問的地方。如果北京可以用減少觀光客讓我們知道選誰會有經濟代價，用軍演讓我們知道選誰可能面對更大的軍事壓力，用外交打壓讓我們知道選擇什麼樣的國家道路會付出代價，而我們真的因此開始按照北京可能作出的反應決定自己的選票，那麼我們拿出去交換和平的，就已經不是什麼抽象的「委屈」。
我們交出去的是台灣人已經多年習慣而且非常驕傲的東西，叫做自由，叫做民主。
所以今天重新讀于美人那句「再怎麼委屈的和平，他就是和平」，我想問的其實很簡單：為了和平，我們究竟可以「委屈」到什麼程度？少買一點武器算不算？不爭取參加某些國際組織算不算？少說一點自己的國家認同算不算？如果再往前一步，連選擇什麼樣的政府、過什麼樣的生活、決定台灣未來的自由，都可以因為害怕戰爭而拿來交換，那麼這個交換的終點究竟在哪裡？
如果有一天，連選擇自己政府、選擇自己生活方式、決定台灣未來的自由，都成為我們為了避免戰爭而願意交出去的「委屈」，那麼我們交出去的就是自由，就是民主。我們以為自己是在避免戰爭，其實卻可能只是讓北京不必發動戰爭，就已經得到了原本準備以戰爭威脅取得的東西。
到了那一天，我們當然可以說戰爭沒有發生。
可是，那還能叫做和平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