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國會多數後，考驗川普說服與協商的能力

2026年美國期中選舉，民主黨大獲全勝。截至台北時間11月4日下午，包括紐約時報、美聯社與NBC等媒體已推定民主黨取得參眾兩院控制權。雖然部分選區仍在開票，各州尚未完成最終認證，但接下來的政治問題已然明朗：失去國會多數後，川普將如何推動後半任期的政策？

川普選前已透露他的打算。他接受《紐約郵報》Podcast專訪時表示，若民主黨取得國會多數，自己可能成為「否決先生」（Mr. Veto），持續否決對方送來的法案。他預期，經過一兩個月，民主黨可能就會前來談判，雙方再達成協議。但川普選後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卻表示願意接受選舉結果，也期待與民主黨合作。不過他隨即強調：「我有完全的否決權，所以他們（民主黨）必須來找我們。」他並提到，債務上限可能是雙方合作的議題。可見，否決與合作在他的設想中，本來就是同一套談判策略。但是，選後的政治現實是民主黨同樣掌握立法與撥款的重要權力，協商條件不會由白宮單方面決定。

選前，共和黨仰賴川普助選，有其現實考量。對需要動員川普支持者的候選人而言，與總統保持距離，未必能換來足夠的中間選票，反而可能削弱基本盤的投票意願。他的背書、曝光與募款網絡，也使許多候選人難以與他切割。然而，基本盤的動員能力，不等於大選中的整體吸引力。例如，競選德州聯邦參議員的Ken Paxton獲得川普支持，仍敗給民主黨的James Talarico。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緬因州長期試圖維持獨立形象的Susan Collins，在參議員選舉一役也敗給民主黨提名的Troy Jackson。這顯示共和黨面對的壓力，可能超出個別候選人與川普的親疏關係，而與整體政治、經濟等國內因素（domestic factors）有關。

政治學上的「回顧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可以提供一個解釋的基礎：選民會依據過去一段時間的經濟與施政表現，決定是否繼續支持執政黨。學者Edward R. Tufte在1975年的期中選舉研究中，也將總統支持度與經濟表現視為影響執政黨得票的重要因素。

當然，回顧性投票並不代表執政黨必然受罰，也不能解釋每一場選戰勝負的關鍵。在國會議員選舉中，候選人條件、地方議題與投票組成都有影響。選民在期中選舉懲罰共和黨，也不等於認同民主黨的各項主張。但顯然，選民對經濟環境的失望則是共和黨此次國會選舉慘敗的主因。川普在選後訪問中承認選民對油價不滿，卻仍堅持對伊朗開戰是正確決定。這反映總統與選民可能採取不同的評價標準：總統強調政策的戰略目的，選民則可能更在意生活中承受的成本（living affordability）。即使總統本人不在選票上，同黨候選人仍可能概括承受這種不滿。

川普第二任期前兩年，共和黨同時掌握參眾兩院，使白宮較容易推動立法、爭取預算及推進人事任命。雖然黨內並非毫無分歧，但總統與國會多數黨方向一致，有利於推動施政。2027年1月新國會就任後，這項優勢將不復存在。在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的情勢下，原先主要在共和黨內部協調的事項，將有更多需要跨黨派談判。

首先是預算。撥款法案須經兩院通過再送交總統，民主黨可以要求調整移民執法、國防或對外援助等支出，並加入用途限制與執行條件。川普固然可以否決法案，卻無法藉此取得自己想要的新增經費。若雙方都希望維持政府運作，就必須協商。

其次是對行政部門的監督。兩院委員會都可以在合法職權與授權範圍內要求行政部門提供文件、人員出席聽證會，並公開檢視行政決策。不過，行政部門未必照單全收，例如白宮若主張行政特權，國會可能需要長時間的協商或訴訟才能取得相關文件。但行政部門因此也會增加政治成本，妨礙其推動政務。為順利推動業務計，行政部門恐怕也必須要與國會妥協。

再者，參院易手最直接的影響，是人事任命。川普日後提名的聯邦法官、閣員、大使，以及其他依法須經參院同意的官員，都將面對民主黨主導的審議。參院可以拒絕人選或延後處理，總統的立法否決權無法推翻這種決定。部分行政職位雖可依法安排代理，仍受資格、期限與適用範圍限制，不能全面取代人事同意權。

但民主黨取得多數，也不代表能全面主導政策。參院一般法案若遭冗長辯論阻擋，終結辯論通常需要全體依法選出並宣誓就職參議員的五分之三支持，滿額時就是60票；預算協調等程序則有例外。法案即使通過兩院，川普仍可否決；國會須在兩院分別於法定人數出席下，取得出席投票者三分之二支持，才能推翻否決。川普所稱的「完全的否決權」，雖然並非不受制衡，但只要任何一院沒有足夠票數推翻他的否決，他就能擋住法案；但從另外的角度來說，若某項議題形成足以推翻否決的跨黨派共識，白宮也可能必須調整立場。這也就是美國憲法權力制衡的奧妙之處。

失去國會多數，並不會使總統的行政職權消失。川普仍領導行政部門、擔任三軍統帥並推動外交談判，也能在憲法與既有法律授權範圍內發布行政命令、調整政策執行。不過，行政行動仍受法律、撥款條件與法院審查約束。

2019年，川普宣布南部邊境進入緊急狀態，尋求運用相關權限推進築牆，並否決國會終止緊急狀態的決議，顯示他會在國會不配合時尋找行政途徑。但他也有協商的紀錄。同年，眾院民主黨與行政部門就《美墨加協定》的勞工、環境與執行機制達成調整，促成後續立法。國會改變政策內容，川普則透過接受部分要求，取得施政成果。

這也呼應政治學者Richard E. Neustadt對總統權力的分析：總統的實際影響力，不只來自正式職權，也來自說服與協商的能力。這裡的「說服」包含利益交換，以及對其他政治人物需求與權力的掌握。議員有自己的選區利益與政治前途，並不會因總統提出要求就配合。川普若要取得新的立法成果，仍須讓足夠多的議員認為，合作符合他們的利益。

共和黨如何解讀敗選，也會影響川普的協商地位。他把失利歸因於自己不在選票上、無法動員足夠選民，並表示不後悔支持落敗候選人。若黨內議員卻認為問題在於白宮政策與提名判斷，雙方就可能出現分歧。隨著2028年總統選舉接近，潛在接班人也將逐步建立自己的路線，但不代表共和黨會立即與川普切割。

《華爾街日報》記者Aaron Zitner在選前的分析中指出，兩黨內部分裂與選民不滿，正在創造「政治重組」（political realignment）的機會。不過，政治重組涉及政黨支持聯盟、政策路線與領導人物的持久變化，不能僅憑一次選舉就下定論。此次結果固然可以從選民對執政表現的反彈來理解，但民主黨能否留住新支持者、共和黨如何調整川普之後的路線，仍有待觀察。兩黨接下來在國會與白宮的表現，也將成為選民再次評價的依據。

台灣對美工作向來重視行政部門與國會兩黨的關係，這有助於在國會多數易手後維持溝通與合作。不過，既有的跨黨派支持，並不保證每項對台政策都能順利推進。對台安全援助等措施即使獲得支持，也可能受到整體預算協商、人事延宕與行政進度影響。

因此，台灣除繼續維持國會兩黨的政治支持，也應持續掌握相關法律、撥款與執行的進展，瞭解相關委員會議程，與行政部門確認執行條件，並在自身防衛與採購規劃中預留調整空間。

川普所說的「否決先生」，確實指出他手上仍有重要工具。但否決能擋住法案，不能替他取得新增經費或通過人事任命。民主黨也須把國會多數轉化為選民感受得到的成果。川普後半任期的施政空間，將在雙方的具體要求、利益交換與讓步之中逐步形成；台灣則須持續辨識這些變化，評估其對政策執行的實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