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文儀/退休公務員
基泰大直建案造成鄰近民宅下陷,至今已逾三年,受災居民的生活仍未完全恢復。原本的家園已成平地,部分區域甚至成了停車場;災民的居住、賠償及後續安置問題,至今仍有許多未解之處。
更值得檢視的是,事故發生後,市府政風處雖曾進行調查,發現相關行政疏失並將部分資料移送檢調,但後續卻接連爆出施工圖說遭掩埋、相關檔案如何保存以及提供監察院調查受阻等爭議,令外界質疑真相是否被層層掩蓋。
我曾在公務體系服務多年,對行政機關的運作並不陌生。政風調查既然是奉市長指示啟動,其調查結果與後續函送程序,必然涉及市府內部的層級簽核與決行。在行政倫理與政治問責的原則下,市長、副市長及秘書長究竟掌握多少資訊、又做出了何種裁示,理應受到社會最嚴肅的檢視。
然而,我真正關心的,並不只是某一份公文由誰簽核,而是整個市政府在面對危機與民怨時,究竟採取什麼樣的「基本態度」。
從基泰大直案、兒童受虐事件、無菸城市的推動爭議,到寶林茶室食物中毒六死事件後的受害者權益保障,這些事件的性質與權責歸屬雖各有不同,但我卻觀察到一個令人警惕的共通現象:每當問題發生,市府似乎更忙於對外辯護、解釋自身立場,而非第一時間站在受害市民的角度,積極整合資源解決問題。
這就是我所說的,市政府的「基態」。
在行政學中,我們談「組織文化」與「官僚本位」;在政治學裡,則有「責任規避(Blame Avoidance)」的概念。當一個行政團隊習慣先保護機關形象、急於釐清並推諉責任,甚至將「依法行政」的程序理由,當成消極不作為的藉口——也就是行政學所批評的「目標錯置(Goal Displacement)」,只重形式程序卻忘了服務人民的初衷——久而久之,就會形塑出一種「防衛型政府」的僵化文化。
政務首長不必事必躬親、什麼都懂,但最重要的職責在於確立正確的施政價值。行政領導講求「上行下效」,首長的態度與價值排序,直接決定了整個事務官體系的行為模式。市民的安全、需求與權益,究竟是不是市政府無可妥協的第一優先?這才是衡量一位市長施政成敗的核心標準。
基泰建案的民宅,可以從五樓變成四樓,甚至整棟下陷;但我更憂心的是,如果市政府持續維持這種卸責、自保的施政「基態」,整個市政團隊會不會也像那棟失去地基的房子一樣,逐漸喪失市民的信任與支撐,最終從內部垮掉?
民主政治最可貴之處,就在於人民每四年擁有一次透過選票「政治問責」的機會。選舉表面上是在挑選一位市長,但實際上,我們是在決定未來四年,這座城市要由什麼樣的價值觀、組織文化與施政態度來領導。
因此,與其說我們是在選擇一位市長,不如說我們是在選擇一個市政府。
基泰大直的災民,不能再等下一個四年;台北市民也不應該再用四年的時間,去承受一種背離人民期待的施政「基態」。
這次選舉,讓我們超越政黨顏色,重新選擇自己想要的市政府「基態」:究竟是市民優先,還是政府自保?這才是民主選舉最深刻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