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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洋流類比成「類法西斯」合理嗎?
分析一場政治動員,不能只看群眾投入多少熱情,更要看他們是否保有質疑領袖、檢驗承諾及撤回支持的空間。圖片取自沈伯洋臉書

將洋流類比成「類法西斯」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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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20 06:40:00最後更新 2026/11/20 06:40:25

許景雅/延世大學博士候選人
近日有位資深學者以「類法西斯」的概念評論沈伯洋與「洋流」現象,並在投書中援引了威權崇拜、民粹排外、反智及暴力美學等特徵,說明自己對台灣社會的警告。民主制度固然可能為反民主運動提供發展空間,政治人物的親和形象也可能與排他的政治主張同時並存,這些提醒都相當有道理。但這篇文章對「類法西斯」的界定仍不夠明確,主要論證的依據也大多來自沈伯洋在立委時期涉及國安與中央政治的言論,卻將此用來解釋這是台北市長選戰中的「洋流」現象。在這樣的情況下,這篇文章所建構的這套理論、所舉的證據,跟它欲解釋的現象,真的有搭嗎?

羅列術語 欠缺辯證

首先,文章一開始就洋洋灑灑地列舉了fascistoid、quasi-fascist、para-fascist 和 proto-fascist等法西斯相關的專業術語,卻未充分處理它們在不同文本與研究傳統中的意義。這些詞彙各有其歷史脈絡、分析對象與使用方式,不能僅因都與法西斯有關,就視為一套現成的理論框架。若要把它們共同用於分析「洋流」,至少應該交代各自提供了什麼判準、彼此如何銜接,以及如何處理它們之間的差異。作者直接省略了這段論證,直接從術語的羅列轉向個案分析,這讓文章看似理論基礎堅固,實則卻讓讀者難以辨認,究竟依據什麼標準,才能判斷所謂的「類法西斯」的指控是否成立。
接下來,學者提出的威權崇拜、民粹排外、反智及暴力美學這四項特徵,是否真的有符合沈伯洋陣營的選戰策略?威權崇拜涉及支持者是否把領袖權威置於質疑與問責之上。候選人的人氣、應援與形象維護,都不足以單獨作此判斷。沈伯洋曾在10月25日播出的專訪中表示,「洋流」海報與飄帶由兩名支持者設計,競選團隊取得授權後才正式採用。依這個過程,群眾率先參與創造競選的符號與表達方式,其創作再經由官方採用,成為選戰的一部分。「洋流」因而呈現出群眾自發創作與競選組織相互接合、共同塑造競選文化的過程。要判斷其中有沒有威權崇拜,還須觀察支持者是否只是單方接受從上而下的官方敘事,能否能夠質疑、改寫、甚至是否有能力反過頭來影響沈陣營的競選方式。
反智涉及了社會大眾對實際求證、理性批判和獨立思考的態度。沈伯洋在競總成立時,曾以傾聽、進步與包容來描述「洋流」的特質,並強調尋求共識與持續修正,並把討論政策、避免負面選舉列為自己的選戰風格。官方活動宣傳也呼籲支持者需克制對蓄意挑釁的反應,遇到錯假訊息時則盡量提供正確訊息,協助澄清。他尤其反對把對手過去的政策討論片面截取、改寫成煽動性的標籤,並借用趙少康所說「選舉應該是快樂的」,主張減少負面攻防、理性討論政見,讓選舉回到以政策競爭、理性溝通處理歧見的政治文化。

「敵國配偶」說關鍵在於如何區分敵我

排除異己是該文舉證最具體的部分。「敵國配偶」的說法,值得追問是否把個別言行的疑慮擴大為對整個群體的懷疑。但「民粹排外」還涉及誰被視為真正的人民、誰被排除,以及誰宣稱有權代表人民。但接下來得看這種區分如何界定敵我的界線,又有沒有真的實際被用來削弱特定群體的權利。
這也需要對應到沈團隊的實際訴求。其社福政見納入了罕病患者的醫療和照護的配套措施、無障礙設施與身障女性決策參與,文化徑政見則把原住民、新移民、眷村與人權記憶放進台北的城市敘事。這些主張提供了檢驗多元、包容承諾的具體對象。而沈伯洋過去談陸配的方式,與現在的願景是否矛盾?陸配是否被平等納入?例外的界線與依據為何?若認為包容訴求掩護了排除性政治,仍須證明這種作用如何發生。至於暴力美學,則應觀察選戰在哪裡把政治暴力描繪成值得讚頌或追隨的行動。
我認為應該回到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她分析納粹主義與史達林主義時,關注的是當原有的社會連結與政治歸屬瓦解,孤立的個人如何在極權政治運動中重新找到歸屬。這些政治運動透過宣傳,告訴群眾社會為何陷入困境、誰應為此負責,以及為何只有自身能帶來出路。接下來再透過組織動員,使成員的生活與人際關係愈來愈依附於它們。如此一來,質疑所屬的政治組織便不只是改變立場,也可能意味著失去原有的歸屬。在這樣的情況下,群眾即使主動參與政治,但也可能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放棄獨立判斷的能力。
鄂蘭尤其指出,具體的政治目標反而可能限制極權組織所要求的無條件忠誠。支持者若因某項政策或承諾而支持一個政治組織,就仍有理由在組織背棄承諾、改變目標時提出質疑,甚至撤回支持。極權組織則企圖解除這些條件,要求成員即使面對路線轉變與事實反證,仍然服從。因此,分析一場政治動員,不能只看群眾投入多少熱情,更要看他們是否保有質疑領袖、檢驗承諾及撤回支持的空間。
因此,若要以這個觀點來檢視「洋流」現象,就應該問,支持者與競選團隊的互動是否容許異議與事實修正?沈團隊對政策討論、正向選戰與包容的承諾,能否成為支持者要求候選人負責的依據?網友創作被官方採用之後,是否仍保有修改、批評與拒絕的空間?這些都是當前選戰可以調查的問題。若要判斷其形成威權式的支配關係,就得證明參與如何轉化為無條件忠誠。若僅以偏頗的方式擷取候選人過去的看似排他性的言論,疊加在當今支持者們在競選場合中展顯的政治熱情,其實根本無法完成這段解釋。

比較像是「政治的粉絲化」

相較之下,我更傾向從「政治的粉絲化」(the fanization of politics),理解沈陣營的競選策略與「洋流」現象。重點不只在政治人物如何經營人設,更在支持者如何參與形象的生產過程、挪用和詮釋,以及傳播的方式。從民間率先發想、競選團隊取得授權後採用的海報與飄帶,到各種艦長插畫、虎爺及扇子、貼紙等手作應援物,群眾將動漫、民間信仰與生活經驗帶入選戰。原先的洋流飄帶也呼應了10月底的同志大遊行,結合彩虹元素、讓應援與性別平權的訴求交會。同一符號因不同參與者的創作與使用,不斷產生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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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流」也讓外界看到,支持者怎麼把自己的創作帶進選戰,政治人物又怎麼接用。攝影鄒保祥
而在大安森林公園造勢晚會結束後,蔡英文重現「叫你休息」迷因,也呈現了支持者由下而上的欲望遭到積極採用的案例。支持者透過留言與梗圖希望沈伯洋多休息。蔡英文後來在社群網路上公開演繹拍背、催他休息的畫面,並在社群發布照片與梗圖,又引來支持者繼續留言、改圖。群眾的關心成為政治人物公開表達的素材,再回到社群流通。候選人的形象與競選文化,就在這些不斷的往返中共同形成。
這種共同生產仍須處理授權、販售與募資的界線。例如支持者私人募資引發爭議後,發起人就不實宣稱獲得同意致歉,競辦也否認授權、要求不得冒名收款。粉絲化因此包含創意的接用,也包含界線的協商。從這個角度看,支持者的創作經由競選團隊採用,又回到社群被改編、流傳,使「洋流」不再只有官方設定的一種面貌。不同參與者都能把自己的文化與生活經驗帶進來,延伸出新的意象與參與方式,共同形成多元、活潑且生生不息的競選文化。
而文中的第二個問題,也正是這篇文章的核心問題所在。該文以「類法西斯」的理論框架來批評沈伯洋與「洋流」現象,主要使用的卻是沈伯洋在立委時期涉及國安與中央政治的言論。這些言論可以用來追問他今天的立場,但要解釋市長選戰中的「洋流」,至少得證明它們如何延續為本次競選的主張與實踐。沈團隊提出的正向選戰、政策討論與包容訴求,也應納入檢驗。若認為這些訴求遮蔽了排除性政治,就得指出這種作用如何發生。
這樣的分析方法讓人感到濃厚的即視感。不禁使人想到10月31日的市長辯論交叉詰問的環節中,蔣萬安追問沈伯洋對廢死、普發現金等議題的等過去的主張,沈則指出蔣問的是中央層級的問題,並非市政便會會上該討論的事項,並反問蔣是否要回去當立法委員,讓自己當市長。過去的政治紀錄當然可以檢視,但從候選人的舊言論推論當前選戰的性質,仍須交代兩者的關聯。
回到羅世宏的文章。沈伯洋在立委時期涉及國安與中央政治的言論,可以用來追問他今天的立場。若要進一步用這些言論解釋市長選戰中的「洋流」,就要看看它們有沒有延續到這次的政見、競選文宣或支持者的動員。同樣地,沈陣營強調的政策討論與包容,也應放回選戰中檢驗,看團隊如何回應質疑,又如何對待自己承諾要納入的群體。
10月31日的市長辯論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蔣萬安追問沈伯洋過去對廢死、普發現金等議題的立場,沈則指出這些問題多屬中央事務。候選人的政治紀錄當然值得檢視,但追問他今天是否仍持有某個立場,和用這些立場解釋這場選舉如何動員群眾,需要不同的材料。
羅世宏提醒我們,政治人物的親和形象可以與排他言論並存。這個提醒值得保留。從海報與飄帶的授權,到蔡英文重演網友的迷因,「洋流」也讓我們看到,支持者怎麼把自己的創作帶進選戰,政治人物又怎麼接用,而這些素材回到社群後,還能長出新的用法。把這些過程放回討論,才能更具體地理解,這場選戰形成了什麼樣的政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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