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雙重擠壓　台日韓執政黨共同的挑戰

美國與中國之間愈演愈烈的戰略競逐，已經隨著川普的新政外溢影響到其印太盟邦的內政層面。2024至2025年，台灣的「大罷免」風潮、韓國總統尹錫悅的突發戒嚴事件，以及日本執政聯盟在參議院選舉中慘敗，表面上看似孤立的事件，實則皆源於美中兩強外部壓力與各國內部矛盾交織所致。這些民主國家位處美中地緣政治的斷層帶，一旦同時承受來自美國與中國的雙重擠壓，執政者往往陷入進退維谷的險境。

2025年7月26日，台灣舉行史無前例的「大罷免」投票，公民團體發動對24位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立委及1位民眾黨籍市長的罷免，也是台灣歷來規模最大的罷免行動。最終，25件罷免案全部未通過，整體平均投票率超過五成。其中23案達到25%選民投票門檻，但贊成票數皆少於反對票而告敗。這場以和平理性方式進行的全民投票，雖未改變任何席次，卻展現了台灣民眾運用民主機制紓解內外壓力的成熟度。

「大罷免」失敗反映多重因素。首先，中國因素令選民對持續「抗中」感到疲憊。執政的民進黨強調「在野立委是中國代理人、會引發憲政危機」，但此種訴求未獲跨越世代的共鳴。

再者，美國作為外部因素的也影響台灣民意。2025年起川普政府發動新一輪全球關稅戰，台灣也難獨善其身；華府對台灣龐大的對美順差和半導體產業優勢屢生不滿，甚至威脅對台灣晶片出口課稅、迫使供應鏈回流美國。川普要求盟友提高國防支出至GDP的3%甚至5%（美國防部甚至希望達到5%），同時要求台灣購買更多美國武器，使親美執政黨面臨沉重財政負擔與輿論壓力。

由於美方關稅政策變化帶來不確定性，日本、韓國等鄰國的談判艱難，也讓台灣民眾對未來經濟環境感到憂心。一方面是「抗中保台」的安全壓力，另一方面是「挺美讓利」的經濟壓力，使台灣執政黨腹背受敵。

除了外部強權博弈，台灣內部的結構性問題同樣是罷免失利的誘因。2025年夏季，台灣接連遭受颱風侵襲與水患，民眾原本期待政府發放現金紓困，每人新臺幣一萬元的普發政策卻未能落實，經濟弱勢者的不滿累積。全台近六成人月薪約為四萬元，生活壓力與政治氛圍產生落差。

相較鄰國韓、日因政治風波付出更大代價，台灣此次以和平投票化解危機，雖執政黨未能重掌國會，但民主韌性形象得到提升。台灣社會可謂在相對低成本下完成了一次成長洗禮。

2025年7月20日，正當台灣「大罷免」前夕，日本舉行參議院改選，結果執政的自民黨大敗，只獲39席，比上屆減少13席，加上盟友公明黨共47席，喪失過半數控制權。此為1989年以來自民黨在參院最糟成績，引發黨內要求新任首相石破茂引咎下臺的聲浪。

更令人矚目的是，被媒體稱作「日本版川普現象」的右翼民粹政黨—參政黨（Sanseito）異軍突起。該黨主打反移民、排外民族主義以及對政府和主流媒體的不信任，成功吸引對經濟和現狀不滿的選民，拿下14席，從僅有1席的小黨躍升為參院第五大黨。

其競選口號「日本第一」「不再向外人讓利」直擊部分中年男性選民的不滿情緒，出口民調顯示該黨支持者六成為男性，以40-50歲居多，其中高達73%的人表示受社群媒體輿論影響決定投票。自民黨連年執政導致的民怨，終於在這次選舉中借民粹勢力爆發。

自民黨慘敗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川普政府對日經濟安全政策的強硬出牌令民眾不安。2025年4月起，美日進行艱難的關稅談判，川普揚言對日本汽車等出口課徵25%關稅，除非東京接受美方開出的巨額條件。

7月中，美日勉強達成框架協議：美國將對日本汽車關稅從原本總計27.5%降至15%，並暫緩其他追加關稅；作為交換，日本承諾提供5,500億美元的對美投資貸款計畫，並開放部分市場購買美國商品。

協議內容包括：日本將向美國購買100架波音客機、將每年向美採購防衛裝備提高至170億美元；日本政府相關金融機構出資貸款，協助日本企業赴美建立半導體、製藥等關鍵產業供應鏈，所得利潤九成歸美方。川普誇口這是「史上最大美日貿易協議」，日本首相石破茂也宣稱此乃美國順差國中獲得的最低稅率待遇。

然而，協議細節至今未明，並無正式書面文件確認，卻使東京付出龐大承諾卻得不到華府明確保證。日本輿論質疑政府是否為討好川普而「犧牲本國利益」，包括要求開放更多農產品進口、美國車輛進佔市場等。石破茂政府在貿易談判中的讓步，被反對派與民粹勢力抨擊為軟弱失職，削弱執政黨的公信力，也為參政黨等民族主義勢力崛起提供養分。

面對石破茂領導的強硬派政府，中國對日策略可謂軟硬並施。中國主動釋放出願與日方在經貿上合作共贏的信號，爭取提供更多投資機會；另一方面，對於石破倡議成立「亞洲版北約」，以及在台海問題上公開支持台灣的言論，中方予以嚴厲批判，指責其為典型冷戰思維。

在實際行動上，中國也不時對在華日企祭出不友善措施。比如以反間諜法之名調查日本企業，拘捕日本公民等，引發日資企業對中國營商環境的憂慮。2024年下半年，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亦有所升溫：8月日本福島核廢水排海決定引發中國網絡輿論撻伐，出現騷擾日本駐華機構、對日商店潑漆、甚至向中國日本學校投擲石塊的事件。

同年9月，深圳更發生日本籍兒童遇害的駭人案件，震驚兩國社會。過去中國的反日示威通常針對物質目標（企業、商品），鮮少危及生命，這起深圳事件突顯中國國內民族主義的激進化，也被視作對石破政府的無形施壓：即日本若繼續在安全問題上挑戰中國核心利益，恐將面臨更複雜難測的社會對抗與經濟報復。

中國此種運用經濟往來和民意操控達成外交目的的手法，被稱為「統治性經濟學」（governmentality economics）—即透過隱晦非常規的經濟手段懲戒他國，達成政治威懾效果。中國巧妙利用日本對華市場的依存度及國內反日情緒，令石破政府在對美未解壓力之外，又添一層來自中國的掣肘。

2024年12月3日深夜，南韓總統尹錫悅突然以「朝鮮赤色分子陰謀顛覆政權」為由，宣布全國戒嚴，下令軍隊進駐首爾，甚至試圖控制國會。此舉震驚國內外，好在南韓國會快速反制，迫使尹錫悅於凌晨4時30分撤回命令，其總統威信遭受致命重創。隨後在2025年1月，憲法機關迅速啟動彈劾程序。韓國政壇隨之劇變，在野的共同民主黨接掌執政權，韓國對美中關係路線也隨之調整。

尹錫悅政府風波的背後，是美國對盟友態度轉強硬所累積的壓力。早在他上任之初，尹錫悅便採取強硬反共、親美的外交路線，試圖拉近與美國的戰略關係。

但是川普再次上台後，對韓政策「胡蘿蔔變大棒」：對韓國汽車、鋼鐵等產品加徵高達35%關稅，加劇韓國經濟困境；另一方面，在安全上要求首爾大幅增加美軍駐韓費用分攤，甚至暗示若不多付「保護費」就考慮撤走駐軍。美方將駐軍成本納入關稅談判，公然將安全盟約交易化，令首爾進退失據。

川普將同盟關係視為交易，執意榨取與美防衛傘等值的經濟回報，此舉無異於雪上加霜，使尹錫悅政府在經濟上對美妥協，卻換不到國內民意諒解，加上個人的貪腐問題，最終選擇冒進的錯誤選項。

中國對南韓的經濟掣肘同樣深遠影響尹錫悅政府執政空間。早在2016年首爾決定部署美軍「薩德」（THAAD）反導彈系統後，中國即展開歷時約18個月的全面經濟報復：禁止中國觀光團赴韓、限制韓流文化輸出、加徵關稅、查封韓企在華業務等，重創韓國旅遊、娛樂等多個產業。中國還不時禁團客赴韓，以經濟手段懲罰違逆自身利益的國家。

尹錫悅上任後認清此點，提出供應鏈多元化戰略，試圖降低對華原物料依賴，同時加強美韓供應鏈重組合作。但當川普關稅大棒揮向韓國、要求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時，首爾陷入兩面不討好的夾縫：迎合美國則可能再遭中國經濟報復；對中國示好又招致美方不滿。

在美中角力的擠壓中，韓國社會撕裂：保守派強調對朝安全威脅，進步派警惕對美「一邊倒」代價，殖民歷史與民族主權記憶交織其間，使得尹錫悅政府最終孤立無援。戒嚴風波表面是個人決策失誤，根源卻是結構性困境所致。

以上台灣、韓國、日本的政局動盪，從批判性地緣政治視角看，反映出美中兩強正改寫傳統的同盟互動模式。美國方面，川普政府打破過去以安全換取忠誠的默契，轉而將盟邦納入「權力–利益–安全」的交換框架。

具體而言，華府以關稅制裁和撤軍威脅為槓桿，要求盟友支付更多「安全租金」：包括高關稅迫使簽訂貿易協議、大規模對美投資，以及增加向美採買武器等。傳統上美國扮演盟邦守護者，提供安全公共財；如今卻一反常態，以同盟關係為籌碼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損及盟友經濟。

這種保護傘的利益化的重塑，使得台日韓等國領袖陷入兩難困境：若迎合美國要求，國內民生經濟受損，民意反撲；若拒絕讓步，又擔憂失去美國安全承諾。中國方面，則靈活運用自身市場和地緣優勢，以懲罰性經濟與灰色地帶衝突相結合，對美國盟友進行拉攏與脅迫並舉。

中國則是善於抓住美國盟邦的脆弱點：例如限制農產品進口打擊台灣、韓國的農漁業者生計，禁播韓流、日漫刺激其文化輸出挫敗，以軍機繞境、軍演示威製造持續安全壓力等。一系列軟硬兼施的手段，讓東亞民眾日常生活無可避免地捲入大國競逐的漩渦—從物價上漲、出口受阻到安全威嚇、網絡輿論滲透，讓每個人都感受得到焦慮。

這種雙重結構性壓力導致的直接結果，便是導致親美抗中的執政黨相繼在選舉或政治較量中受挫。當美中同時對其的斷層帶國家施壓和索求時，執政黨便難以回應各方的訴求，甚至引爆政治地震。這並非選民不在意中國威脅，而是在現實利害面前質疑現有外交戰略的有效性與代價合理性。

除了現實權力交易的層面，東亞各國對外壓力的反應差異，亦可從後殖民社會的身份認同角度理解。台灣、韓國、日本雖同為美國盟友，但歷史脈絡迥異：台灣長期在「中國人 vs 台灣人」的認同拉鋸中前行，韓國對美日既存感激亦存民族傷痛（日本殖民、美軍駐紮），日本則在戰後被納入美國秩序卻依然保存文化優越感與受害者心態（原子彈經驗等）。這些集體記憶影響他們對美國保護與中國崛起的不同觀感。

當美中關係穩定時，東亞盟邦可依賴「身份共性」維持地區合作—例如共同的民主價值、美日韓三邊同盟等。但當美中關係惡化、逼迫各國選邊時，這些內部身份矛盾便被放大。

台灣社會在極端壓力下，部分人可能轉而嚮往「兩岸和解」以減壓，而另一些人更強化台灣主體意識拒斥中國；韓國在國家安全與自主民族主權之間搖擺，保守派強調「抗北抗中」，進步陣營則痛恨軍政府陰影與外國支配；日本國民一方面習慣在美日同盟下生活，另一方面，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和歷史牽絆又使他們不願完全與鄰為敵。

身份的模糊與撕裂，侵蝕著民眾對現任政府的信任，同時為民粹政治提供養分—例如日本參政黨藉排外情緒崛起，台灣部分社群醞釀親中或激進主張，韓國輿論兩極分化等。當主流政黨無法有效回應內外困境時，民粹派乘虛而入，以簡化的民族主義或陰謀論論述凝聚不滿者。

然而，本次台灣「大罷免」提供一個相對正面的範例。台灣民眾透過合乎憲政程序的公民投票來表達不滿，在合法範圍內釋放壓力，最終雖無罷免成功卻維持了社會秩序，避免了走上街頭對抗或激進革命的路。相比之下，韓國因總統妄動非常手段而險陷危局，日本自民黨則因長期執政痼疾與醜聞經濟問題被選民懲罰。

台灣以和平理性的民主試煉，塑造出優於東亞鄰國政變或醜聞纏身的國際形象，證明合法的政治參與活動在面對內外夾擊時的功能性。這提醒我們：越是在動盪時期，民主制度設計的減壓閥，例如：罷免、選舉、彈劾等越顯重要。只要民眾相信可以透過制度途徑改變現狀，社會就能避免走向失序，國家也更有空間從容調整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