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國翔／律師
藍白強行通過的憲法訴訟法自今年1月23日施行迄今已經超過半年。這部憲法訴訟法除了違憲判決門檻比戒嚴時代高之外，更透過最低評議門檻的限制，再搭配消極杯葛大法官人事案的組合拳，即可讓當前大法官人數無法滿足評議作成判決的最低門檻。半年來，憲法法庭沒有作成任何一件裁判，除了高度政治爭議的選罷法、財劃法及憲法訴訟法本身之違憲審查案沒有動靜之外，還有高達354件人民聲請救濟的案件躺在憲法法庭。
對於憲法訴訟法是否違憲，業經民進黨立院黨團聲請釋憲，就此憲法法庭曾於今年5月12日召開說明會，並於當週決定「受理」該案，但受理後又經過兩個多月，仍然悄無聲息。對比去年藍白強修國會擴權法案，民進黨立院黨團於去年6月底聲請違憲審查及定暫時狀態處分，憲法法庭於同年7月10日即召開準備程序審理是否定暫時狀態處分，接著於8月6日再召開言詞辯論，就該法案是否違憲進行實質審理，最終於當年10月25日作成判決，整個過程不過四個月，而就國人關注程度更高、對權力分立破壞更嚴重的憲法訴訟法釋憲案，卻放置到現在，不時就有人憂心地詢問：「憲法法庭真的癱瘓了嗎？」、「如果憲法法庭癱瘓了該怎麼辦？」，甚至民間已經有開始連署要就當前版本的憲法訴訟法提出公投複決廢止者，期盼以公民的力量自救。
對於這屆國會以完全不遵守立法正當程序之方式行使立法權，憲法法院於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中明知其立法方式可能已違反「公開透明」與「討論原則」，但面對如此立法權之濫用，該判決認為「首先仍應由人民對國會議員於民主問責程序，包括選舉、罷免等政治程序，或媒體等公共論壇之民意形成平台，予以評價並追究其政治責任，此亦屬民主政治之核心精神，尚非本庭於法規範憲法審查程序應逕行介入者。」
司法權因不願意過度涉入政治場域而自我限縮，如此司法謙抑之展現並非不能理解，但若政治已經對司法權侵門踏戶時，甚至已經到達破壞權力分立、危及民主憲政之程度時，司法權不應再有退讓的空間，若此時司法法庭不願作為這部憲法的最後一道防線時，等同於其放任此部憲法的傾頹，此不啻於其縱容並見證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崩毀。服膺憲政主義的公民們是這個國家的基本盤，這固然沒錯，但受憲法直接授權並且應遵循憲法誡命的憲政機關，難道對於民主憲政的傾頹可以置身事外，將一切的責任都推給公民們嗎？
回到最初的問題：現在的憲法法庭真的因為憲法訴訟法癱瘓了嗎？現實上恐怕是，但在憲法上不應該如此。筆者就此議題早已撰寫數篇文章，許多憲法研究者或法律實務工作者亦大聲倡議疾呼「司法權不應自我被癱瘓」！
首先，司法權是來自憲法直接的授權，職司司法審判及憲法解釋等任務，為了執行這些憲法賦予的任務，本來就有固有的、源自憲法本身的「規則制訂權」，除非涉及人民基本權的限制，否則不受法律之限制。縱算立法院制訂了憲法訴訟法，但這並不意味著憲法法庭的審理規則制定權將永久讓渡給立法權或容認立法權片面剝奪。
其次，考察過往大法官解釋，我們可以得到「任何制度設計，都不能讓司法審判無法進行」的結論，這在釋字第601號解釋就已做過清楚的說明，該案處理的是全體大法官對於涉己事務是否應迴避的問題，解釋文中說明：迴避制度是為了維繫司法公正，而由立法者所制訂的制度，其利益良善，但不能本末倒置反而讓司法審判制度無法進行；同理，立法院也不能以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讓憲法法庭反而無法職司司法違憲審查的任務。因為「維持法院審判功能於不墜」這件事，比迴避制度或其他任何目的本身都更為重要。
那麼在具體個案中該怎麼做呢？答案也很簡單，憲法法庭於審理案件時，其同時適用憲法與憲法訴訟法，當後者牴觸前者時，憲法法庭當然可以拒絕適用。因此，憲法法庭除了可以在其已受理的民進黨團聲請憲法訴訟法釋憲案中，直接適用憲法授權其進行「憲法解釋」之規定，對憲法訴訟法進行違憲審查之外，於審理其他案件時，也可以將是否應適用現行可能違憲的憲法訴訟法作為「先決問題」，決定該違憲審查程序中所應適用的程序規範，拒絕適用該違憲之法律，即可本於憲法之授權與誡命進行「憲法解釋」。
就算憲法法庭認為直接審理立法院民進黨團聲請之釋憲案，擔心其政治性太強，也還有其他3百多件人民聲請救濟之案件，那些案件都是涉及人民基本權可能的侵害，且影響範圍甚廣，例如性侵害追訴權時效、未成年子女的收養限制、勞工加班是否需經工會同意等，這些難道不是國人關注的案件嗎？這些都等待憲法法庭給個說法。
7月25日，藍白有恃無恐地第二度封殺全體大法官被提名人。接著，於7月26日舉行的「大罷免」並沒有能夠動搖當前國會結構。當憲法法庭寄託的「民主問責」無法解決問題時，當無視於立法正當程序、無視於憲法規定並執意破壞憲政體制的政黨持續掌握國會多數席次，無從期待其自我校正時，這已經明顯傾斜的權力分立結構、已經被破壞的憲政機制要由誰來挽救？人民期待的正是憲法法庭，大法官切莫忘了自己是憲法的最後一道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