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台課稅20%　這是川普給台灣的政治信號

美東時間7月31日晚間，白宮正式宣布對台灣輸美商品課徵20%關稅，稅率高於日本、韓國的15%，也略高於歐盟主要國家的協議稅率。這項決定對台灣而言，不啻為一記警鐘：即便身為理念相近、長年安全合作的民主盟友，在川普政府的「對等貿易」架構下，仍無法倖免於強勢施壓與高關稅的貿易懲罰。

先前根據 Politico 獨家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國談判代表正像擠檸檬一樣擠壓台灣」，要求台灣在農產品、天然氣採購與軍購上全面讓利，以縮減對美貿易順差（2024年達730億美元），倘若台灣未能在期限前與美方達成關稅協議，將被課以高達20%的懲罰性關稅，高於日本與南韓的15%，與許多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同被劃入「未讓利」陣營。最後川普政府宣的結果竟然就是如此，顯示川普不僅要求降低關稅，還索取政治上的「順從訊號」。

對川普而言，課徵各國關稅稅率，這不是經濟技術問題，而是一場政治秀、一張用來衡量「誰是朋友、誰能讓利」的分數卡。川普所設計的關稅體系，本質上是一套以交易為核心的對外談判邏輯。基本上，他不區分國家體制，也不特別偏愛盟友，而是以貿易逆差、開放程度與安全負擔為衡量標準，要求各國提出具體對美讓利。對諸如台灣等民主國家而言，這也是某種矛盾的壓力競技場，其原因是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帶來的制度穩定性與法治信譽，這使得川普有恃無恐地加壓，因為他相信這些國家最終會在壓力下找到內部妥協路徑，而不至於陷入不可預期的混亂或報復。

本來這場關稅談判，對台灣政府而言，這是極為棘手的雙重賭局：若讓利太多，將面臨國內產業界與輿論的反彈；若不讓利，則可能激怒川普，影響未來安全合作與政治互信，但正如一位美方貿易官員所說：「對台灣而言，惹怒川普的代價，恐怕是生存風險。」

台灣作為亞太區域的重要民主夥伴，在國防、供應鏈與區域戰略上對美方貢獻甚多。但民主制度也讓政府在談判讓利上更受約束。當川普政府開出高額稅率要求時，儘管台灣朝野都清楚美國對台灣在區域安全維護的重要性，但台灣政府在目前朝野高度對立的國內政治情勢下，卻仍必須面對立法院監督，當然還有媒體輿論與產業壓力。這也讓台灣比起其他國家更難進行快速的「對價交換」，例如可以像日本透過防衛經費與能源採購平衡壓力，韓國則能在晶片與軍購上做出調整。但台灣在外交空間有限的情況下，除對美投資與市場開放之外，能動的籌碼相對稀少。即便據傳已備妥高達3000億至4000億美元的潛在投資案，仍未能降低稅率至15%，反而成為20%高稅率的被測試對象。

這也引發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當川普將安全利益、地緣戰略利益與經貿利益完全區隔對待時，是否正削弱長期以來民主陣營之間的「價值同盟」？台灣不只是經貿夥伴，更是印太戰略中的前線堡壘。若一紙高關稅命令，讓台灣的經濟承受巨大壓力，勢必影響其在安全領域的投資與防務支出，進而反過來削弱整體戰略部署的穩定性。換言之，若經濟體系受損、內政壓力升高，任何「對等安全合作」的承諾，都可能受到質疑與挑戰。當貿易懲罰與安全支持不再同步運作，當盟友之間無法透過制度性信任進行協調，川普式交易邏輯所導致的，不只是雙邊摩擦，更是全球民主網絡的鬆動。

表面上看來，20%與15%僅有5%的差距，乍看之下似乎不大。但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對於國際政治而言，這5%正是信號的所在。它不僅代表經濟條件的不對等，更傳遞出美方對各國「可壓迫程度」的政治評估。日本與韓國被視為「談成協議」的國家，台灣則被視為「尚未足夠讓步」的對象。這樣的標籤效應不僅影響國際觀感，也可能在區域中引發盟邦間的相互猜忌與信任流失。

進一步而言，川普政府對台灣所課的稅率，未必只是因為讓利不足，也可能刻意透過對台灣的高稅率，傳遞給其他「尚未妥協」的國家一種警訊：如果連台灣這樣的民主盟友都不能倖免，那麼其他國家更應及早讓步。川普的「交易式外交」（Transactional Diplomacy）邏輯一以貫之，先製造恐懼與懲罰（高關稅）、再談條件、最後創造「美國大勝」，如此製造衝突、拉扯妥協，美國獲利的三部曲，也是川普對歐盟、日本、韓國與東協部分國家所採取的模式，利用懲罰性關稅壓出讓利與投資承諾。但這種談判方式也揭示出制度性矛盾：那些與美國關係最緊密、在安全事務上付出最多的盟友，如今卻未因「共同價值」或「制度連結」而獲得減免，取而代之的是單邊訂定的關稅稅率，及其他經貿投資交換，台灣正是這種矛盾的見證者。

這場關稅風暴也讓我們重新審視「制度盟友」的內涵。在過去的國際秩序中，民主制度是一種保證，是共同價值與長期合作的象徵。但在交易型思維主導的時代，制度是否反而成為「可以施壓而無需擔憂反撲」的工具？川普深知對民主國家加壓，相較威權政體更不會導致反制與非理性報復，於是反而更敢採取高強度策略，因為他相信制度會自行吸收衝擊，而台灣為了本身整體的安全利益考量，更不得不吃下美國的關稅政策。

若這樣的邏輯持續運作，那麼民主陣營之間的互信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制度之所以重要，不只在於它能「撐住壓力」，而在於它應該被視為合作的資產與可信任的籌碼。當制度不再被珍視，價值也就無從談起。

對台灣而言，這場關稅懲罰既是經濟挑戰，也是制度信仰的試煉。如何在內部民主壓力下重啟對美協商？如何讓制度信任再次成為實質對話的基礎？都是未來不可迴避的課題。而對美方而言，也必須重新思考：若一味將盟友視為可計算的籌碼，是否正逐步削弱自身主導的國際秩序？畢竟，當制度盟友逐漸懷疑制度本身的價值時，霸權地位也就難以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