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爭部到國防部──美國戰略文化與修辭的心理轉變

「軍事任務的指向不是戰爭，不是征服，而是和平。」1947年，時任美國總統哈瑞·杜魯門在國會決定拋棄「戰爭部」名稱之際，如此強調美國武裝力量的宗旨。

將近八十年後的2025年9月，另一位白宮主人卻採用截然不同的修辭，川普簽署行政命令，恢復國防部的歷史名稱「戰爭部」，並直言「國防」這個名稱過於防禦了。我們當然要防禦，但必要時也必須進攻。

從「和平」到「戰爭」的話語反差鮮明，折射出美國戰略文化從冷戰初期以來軍事修辭的重大轉變。川普政府此番象徵性政策，不僅是對官僚機構名稱的重塑，更是對美國的大戰略和社會心理的重新形塑。

美國的軍事機構名稱並非一成不變。1789年，美國建政之初即設立「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由陸軍部長掌管陸軍事務；隨後又設立獨立的海軍部。當時的美國，正面臨著來自於英國與歐洲國家的安全隱患。

在此後一個多世紀裡，「戰爭部」這一名稱直接而坦率地反映了軍事機構在戰時的核心職能。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面臨全新的全球戰略環境與核武陰影。為了因應冷戰局勢，1947年國會通過《國家安全法》對軍事與安全機構進行全面改革。

該法首先在1947年創設統一的「國家軍事機構」（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統合陸海空三軍於一體；但由於其縮寫NME恰與enemy（敵人）一詞諧音，引發尷尬，國會遂於1949年修法將其正式更名為「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這一名稱變示意戰後的美國更著重於防止戰爭。

杜魯門政府對此名稱轉變的辯護充分體現當時的戰略語彙。他在1947年海軍日演說中保證，美國即使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也是「僅僅為了維持世界的和平」，強調國家的軍事力量將被用來避免戰爭而非挑起事端。

實際上這是冷戰初期「以實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的原初表述，符合二戰後美國致力於建立國際秩序，以防止大國再次陷入全面戰爭的努力。

2025年9月，川普簽署行政命令，授權國防部長可以在官方場合使用「戰爭部長」和「戰爭部」等頭銜，並著手推動立法以永久更名。白宮發佈的說明中直言，此舉旨在體現一種「戰士精神」（warrior ethos）和「投射力量與決心」的態度。

川普則抱怨「國防部」這個名字過於防衛性，聲稱美國不僅要能防禦，也要在必要時果斷進攻，他甚至表示當年改名為國防部是出於「政治正確」。

這種修辭選擇釋放強烈的政治訊號，迎合了川普及其支持者所推崇的尚武風格和「美國優先」論述。白宮論點強調，「戰爭部」這一名稱比起「國防部」更能展現美軍無與倫比的力量與隨時備戰的決心，向對手傳遞美國將不惜動武以維護國家利益的警告。

川普政府甚至援引開國元勳華盛頓的名言，「備戰方能衛和平」(To be prepared for war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preserving peace)，為其政策背書，主張恢復歷史名稱可以重振軍事榮耀、凝聚民族自信。在川普看來，直稱「戰爭」代表坦率和強硬，與他對內對外強調實力和意志的形象相符。

然而，這一做法明顯有悖於二戰以後的美國戰略主流傳統。過去數十年，美國歷任領導人在公開場合多以和平與防禦的詞彙來正當化軍事力量，即便事實上美軍頻繁地奔赴戰場。

川普現在公然拋開「防衛」的外衣，強調「戰爭」本身的正當性，無疑挑戰了既有的政治語境。此舉直接表達川普藐視戰後國際秩序規範的作風，畢竟「國防部」的稱謂本身就是二戰後國際社會倡導和平、防止衝突的大背景產物。

儘管存在爭議，川普恢復「戰爭部」的舉措無疑揭示美國戰略文化長期存在的問題：理想化的防衛修辭與現實中的進取行動之間的矛盾。以往總統們談和平，但美國歷史的大部分歲月裡都身陷戰事；川普乾脆撕去詞藻粉飾，將意圖昭然若揭。

這在國內塑造一種陽剛強硬的政治形象，也在國際上引發對美國戰略走向的疑問，美國是否正從過去那個自我克制、以和平為旗幟的超級大國，轉變為一個更不遮掩其戰鬥意志的霸權？

對盟友而言，美國此舉可能造成不安，擔心華盛頓更加傾向於單邊動武；對於競爭者而言，「戰爭部」的復歸或許被視為美國戰略進一步強硬化的信號，加劇軍備競賽或安全兩難。無論觀點如何，都不得不承認修辭的轉向，實際上反映美國戰略文化正在面臨新的調整。

要理解美國軍事修辭的演變，離不開更宏觀的軍事制度與心理的轉變。傳統上，美國在大戰爆發時臨時動員武裝力量，戰後則迅速復員歸於平民生活。這種「戰時動員—平時解甲」的模式下，「戰爭部」扮演的正是臨戰應變的總司令部。

然而，二戰與冷戰改變一切，美國首次在戰後選擇不大幅裁軍，反而建立起常備的國家安全體制。正如艾森豪在1961年告別演說中所述，美國已被迫創建一個龐大的永久軍備工業，數百萬人直接從事國防事業，如此龐大的軍事建制在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

艾森豪威爾甚至警告，軍事工業複合體可能對民主社會產生不受拘束的影響力。事實上，1940年代末以來建立的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會議等機構，構成了一套龐大的國家安全機器，它們在冷戰期間飛速擴張，深刻重塑美國大戰略，甚至政治環境。

歷史學者霍根（Michael Hogan）曾評述，儘管當年人們對「軍營國家」（garrison state）的最壞恐懼並未完全成真，但美國的軍事情報體系確實演變成政府中最大且增長最快的一部分，外交和戰爭決策日益由這些新機構主導且遠離公眾視野，美國在海外的軍事冒險變得更為廣泛且更缺乏民主問責。

冷戰體制下美國的戰略文化漸漸形成兩個層面，表層是「維護和平、保衛自由」的價值宣傳，深層則是全球性進攻性軍事存在的常態化，實際上就是「戰爭部」的本質。從韓戰、越戰直到21世紀的反恐戰爭，美國實際上處於幾乎連綿不斷的戰爭狀態。

在這種結構與修辭的互動中，「國防部」的名稱成為微妙的修辭工具，它暗示美國並非侵略成性。然而，修辭的力量有其限度，實際上仍執行著相當於「戰爭部」的角色。

在川普之前，美國政界較少有人公開質疑「國防部」這一委婉說法的正當性，但川普決定索性撕去這層修辭窗簾，恢復「戰爭部」的舊名，正是對這種長期語境的一次顛覆。從戰略文化的角度看，這反映美國社會心理的轉變，從過去強調自制與防衛，如今更坦然地展示軍事力量作為直接實現國家意志的手段。

一個以「戰爭」為榮的國家機器，或將更加強調進攻性軍事準備、強調敵我對立的框架，同時在政府資源分配和政策辯論中進一步提高軍事優先度。對軍隊而言，恢復傳統稱謂也許能激發榮譽感與尚武精神，但對文人治軍的體制和民主監督而言，這種傾向將帶來新的挑戰。

修辭的變更能改變人們看待戰爭與和平的關係。對內而言，重新祭出「戰爭部」的旗號，象徵著軍事在美國國家身份中的地位正被重新提升，一種更為陽剛強硬的軍政關係正在成形。

對外而言，這一修辭轉向則可能重塑他國對美國戰略意圖的解讀，盟友或須適應更坦率運用武力的美國，而對手則將重新權衡對抗的風險和代價。或許，美國的大戰略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週期，從二戰後的克制防衛，到更直白強勢的表達。

不管最終國會是否批准正式易名，這場爭論本身就提供洞察美國戰略文化演進的窗口。這股張力也正在施加於盟友身上，包括北約與台灣在內無不被要求提高國防投入，甚至日本的國防政策也將在新內閣底定後更為強硬，展現與美國同調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