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理容／蔣渭水文化基金會董事、蔣渭川先生孫女
馬水龍教授是蜚聲國際的音樂家、作曲大師，也是國內頂尖音樂教育系統的先鋒和拓荒者，一生的才智和歲月都奉獻給了台灣。無論是否直接受教於馬教授的作曲學生，還是學者專家、同事、行政同仁，大家都稱呼他馬老師！在音樂界，「馬老師」成為一個專有名詞。象徵著可敬的師長、可親的前輩；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人生導師，是如兄如父的好朋友。
馬老師的學術成就，寫幾本巨著也說不完，作品的質與量俱美，更曾受邀在美國林肯中心卡內基廳舉辦樂展，可說是以文化為國增光的典範。這樣才華洋溢的藝術家，他的成長過程想必也值得大書特書。
我還小的時候隨著執醫的父親舉家從台北搬到基隆，和馬老師成為鄰居。我常以「老師的第一代學生」自居，但其實我並不曾正式與馬老師上課學音樂，而是馬老師考上國立藝專後借用我家鋼琴練習，開啟了一段共用一部琴，但是既不是同學也不是師生；不是家人，卻有著如同手足、亦師亦友、如父兄一般情誼的歲月。也是我的音樂啟蒙。
馬老師比我的父親小18歲比我長13歲，算是「各差半個世代」。日治時期留日學醫的知識階級，對古典音樂都有一定的素養，在戰後四、五零年代經濟凋敝時期，家裡擁有一台鋼琴並不是時尚，而是家庭教育的一環。父親延請小學裡師範畢業的老師來家教琴，在國小當家長會長，贊助合唱團、躲避球隊，捐款給學校的油漆、修繕等雜項工程，醫生儼然是「地方公欽」。
有一天里長帶了一位瘦瘦高高的男孩子來家，說：「先ㄟ啊，這個小孩是天才，考上藝專但他家沒有鋼琴，讓他來你家練習好不好？」父親二話不說就答應了。那時我剛上小學，對老師給的功課練習曲超不愛彈，都偷偷地生吞活剝練著「邀舞」、「少女的祈禱」甚至蕭邦，以在父叔伯面前表演，滿足虛榮為樂。但這個男孩子總是用了超多的時間練音階、琶音、各種調子、和聲，他花更多時間在琴上敲敲打打，弄出奇奇怪怪的聲音，試各種聲響的可能性。完全打破了我對「鋼琴家」的想像。記憶中馬老師在我家練鋼琴期間，我應該沒和他講過話，他比較像是爸爸的朋友，很有話聊，而不符合全是女兒沒有男生的家庭中對「大哥哥」的嚮往。
馬老師從藝專畢業後，我爸爸先介紹他到中山國校（還是基隆三中？）任教，窮鄉僻壤的學校校長表示，學校沒有樂器也沒有像樣的教室，「不然你來教教看，有甚麼辦法教學生唱一些歌？」那時我應該已上基隆女中初中部，據爸爸的轉述，馬老師運用拍手、敲桌子、踏腳，加上身體樂器、人聲等等，從簡單的節奏、分部，慢慢變出很多花樣，學生玩得很高興，聽起來又很厲害、很好聽，校長也激賞不已，說「學校也不必買樂器了，你就是一個樂團！」
我想如果當年我是馬老師教的小學生，那時就會培養出Orff理念，不會到中年以後才為了教學生「快樂學習」而投入鑽研「奧福教學法」。
初中時期是我的慘灰年代，沒一門課出色，未能像一些優秀學姐們越區投考北一女（曾道雄老師的夫人、還有我的家教老師後來是邱再興先生的夫人）我在基隆女中讀高中。因為太仰慕學校音樂老師許子珍，我如大夢初醒，立志要考音樂系，重拾荒廢的琴藝，投入許老師門下。
有一次老師家的琴房在整修，老師來家為我上課，爸爸第一次看到許老師，（我不好意思說「驚為天人」，但的確是）立刻聯想到忘年之交小老弟馬水龍。馬老師靦腆表示是心儀的學妹，但保守不敢追求。許家是基隆殷商，有七位兄弟，老師是獨生女，我媽媽這位「先生娘」，原本也熟識馬嬤嬤和馬大姊，勤快地穿梭兩家門檻，終於促成好姻緣。這美滿的臨門一腳，我爸爸媽媽功不可沒。
高二那年我為一位學姊大學聯考術科伴奏，稍微了解考音樂系是怎麼回事，馬老師那時在中山國中任教，為我的視唱、聽寫、樂理和音樂常識臨陣磨槍。幸運在「彈鋼琴」之外很多藝術因子、哲學思考、邏輯，都在老師的潛移默化中得到領悟。爸爸媽媽和馬老師許老師在考場外陪我應考，我爸爸語重心長，說：「馬老師，你要去歐洲深造、開眼界，你回來會不一樣。」
德國三年，回國後在東吳任教是馬老師還沒有行政事務纏身、創作力最豐沛的時期，也是馬徹和馬健的快樂童年，馬老師給予孩子最大的自由和發展空間，身教重於言教，絕不說教，這應該是兩兄弟都有卓越成就最大的因素吧。
馬嬤嬤終生都由許老師悉心照顧與陪伴；許爸爸和許媽媽的晚年也是馬老師和許老師照護。為人子、為人師，馬老師都是典範。
先父於1984年因主動脈剝離症驟逝，生前有看到邱再興先生支持馬老師的「春秋樂集」成立，很感寬慰。我爸爸曾讚美說：「馬老師人格很高尚，無論小時候是赤腳的窮孩子，還是做了大學校長，都一樣謙虛、誠懇、盡力助人，真是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