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忠正／經濟學博士、前中研院研究員
2025年，川普重返白宮。就任後短短三個月，美國再度對中國、墨西哥、歐盟全面加徵關稅，並揚言「要讓美國重新掌控自己的財富與工廠」。華府重拾關稅與貿易壁壘的景象，宛如歷史重演。這一幕讓人想起三百年前歐洲各王國的經濟哲學——重商主義。
事實上，川普的經濟觀念並非創新，而是一種「歷史復辟」。他以民族利益為核心，以貿易順差為榮，以關稅與制裁為武器；這與17、18世紀歐洲國家在重商主義時代所奉行的策略，驚人地相似。
一、重商主義的誕生：國家為貿易而生
16世紀的歐洲，正值民族國家崛起與地理大發現的交錯時代。國王們意識到，國力的基礎不僅是軍事，更是財富。金銀被視為國家富強的象徵，出口多於進口、積累貴金屬、保護本國工業成為最高原則。這便是「重商主義」的誕生背景。
重商主義的核心信念簡單而殘酷：世界的財富是有限的，一國的利益必然是他國的損失。因此，歐洲各國紛紛推行高關稅、出口補貼與貿易壟斷政策。法國的柯爾貝爾在路易十四時期強化國營工廠與出口導向產業；英國則頒布《航海法》，要求殖民地的貿易只能經由英國船隻與港口完成。
在這種制度下，殖民地被迫成為母國的原料倉庫與市場，貿易戰、殖民戰爭也接連不斷。英、法、荷、西之間的競爭和戰爭，從歐洲蔓延至印度洋與加勒比海。可以說，重商主義不僅塑造了近代國家，也孕育了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全球秩序。
二、重商主義的崩壞與亞當‧史密斯的反擊
到了18世紀末，重商主義開始顯現疲態。國家干預過度、貿易壟斷導致效率低落，社會財富集中於少數特權商人與貴族手中。1776年，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出版《國富論》，對重商主義發動理論革命。
亞當．史密斯這個經濟學之父指出，國家若一味追求出口與貿易盈餘，反而會破壞市場的自然秩序。真正的富裕，來自個人自由追求利益的總和，而非國王的金庫。這一觀念使經濟思想從「國家主義」轉向「市場自由主義」，開啟了自由貿易的時代。川普可能沒有讀過《國富論》，他經營不動產事業的有限歷練，很可能讓他相信個人的談判技巧和手段是嬴得買賣的勝敗因素，而不是市場力量！也因此，他個人自然是「強人政治」的信仰者！
19世紀的英國藉自由市場與工業革命成為「世界工廠」，似乎證明了史密斯的預言：市場比國家更能創造繁榮。重商主義從此被視為過去的遺跡，直到21世紀，一位來自紐約的商人總統再度讓它復活。
三、川普的「美國優先」：現代重商主義的回歸
川普的經濟政策與三百年前的重商主義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1.高關稅與保護主義：
他以「貿易戰」為主要工具，對外課稅、限制進口、扶植本國製造業。這與柯爾貝爾的「出口導向」政策如出一轍。
2.經濟外交的交易化：
在川普眼中，外交是「生意」。他要求北約盟友分擔軍費，與日本、韓國重新談判貿易協定，對中國實施科技封鎖與投資禁令。這種以經濟作為外交武器的作法，正是重商主義時代的政治邏輯。
3.零和世界觀：
川普視貿易逆差為國家被「剝削」的象徵，主張只有美國贏、別國輸的貿易才算公平。這正是重商主義的本質：財富有限，非我即敵。
不同的是，川普的重商主義披上了民主政治的外衣。他不再以王權名義推動經濟政策，而是以選民的焦慮為基礎，將保護主義包裝成「愛國主義」。這使他既能動員工人階層，又能挑戰全球化體制。
四、重商主義的復活與全球化的反動
21世紀的世界經濟早已高度全球化，生產鏈跨越國界。任何一部iPhone、一台特斯拉，零件都來自十多個國家。這樣的分工體系下，川普式重商主義的回歸看似逆流而上，卻反映了全球化的深層裂痕。
自由貿易確實帶來整體繁榮，卻也製造了內部不平等。美國中西部製造業的衰落，使藍領工人感覺被全球化「拋棄」。川普正是利用這股怨氣，將「經濟民族主義」包裝成一場對外的經濟戰爭。
然而，重商主義在21世紀的侷限也十分明顯：（1）關稅提高雖能保護特定產業，但也推高通膨與消費成本；（2）全球供應鏈因政治干預而失序，效率下降；和（3）盟友被迫在經濟戰之間選邊站，削弱美國的國際信任。
換言之，川普的「美國優先」或許能短期提振國內信心，卻可能長期削弱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的領導力。
五、結語：古老的幽靈，新的戰場
重商主義從未真正消失，它只是以不同形式潛伏於歷史深處。每當國家面臨經濟焦慮、社會不安或全球競爭時，重商思維便會重新浮現。
川普的經濟民族主義，既是對自由貿易的反動，也是一種歷史的回聲。三百年前，重商主義造就了歐洲的帝國時代；今天，它在美國的白宮裡以民粹之名復活。
亞當‧史密斯曾警告：「當國家為貿易而戰，人民的自由將首先被犧牲。」川普的「美國優先」正提醒世人：經濟民族主義或許能贏得選票，但也可能讓世界再次陷入以利益為戰場的惡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