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中全會前後高層整肅與用人困局

2025年10月20日召開的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前夕，軍政高層人事陷入前所未有的震盪。自2022年中共二十大以來，解放軍和黨政高官連番出事：腐敗醜聞接連爆發，有人被清除、有職位長期懸缺，甚至有高官「下落不明」。整個體系呈現出出缺與補位並行的異常狀態，已非單一事件，而是一場因為用人唯親的反噬效應。

2025年10月中旬，中國國防部突然公布，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等9名解放軍上將被開除黨籍軍籍、移送軍事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這九名被處置的軍方高層包括：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軍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苗華、軍委政工部原副主任何宏軍、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原常務副主任王秀斌、東部戰區原司令員林向陽、陸軍原政委秦樹桐、海軍原政委袁華智、火箭軍原司令員王厚斌、武警部隊原司令員王春寧。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將領執掌的專業性高的單位，但是多數缺乏科技與理工專業，其晉升軌跡中隱現出一條依恃習近平個人關係網的「閩浙—東戰—31」人脈網絡。這種大破大立的背後更像是「下罪己詔」，能夠拿下他們的唯有習本人，由於政法系統等其他攸關權力的單位尚稱穩固，因此這並非是習失勢。習能拿下他們更多的可能是他們貪腐背後的欺上瞞下，甚至已經危及到國際戰略和軍改等層面。其中包括他們在海外的情婦和子女與隱匿財產，這些都是未來美中競爭下可能的未爆彈。

軍方落馬的九人，有多位屬於習近平在福建任職時期結下的軍中人脈。例如，何衛東與苗華都出身於駐福建的前第31集團軍，駐紮廈門，屬原南京軍區序列，長期在台海前線任職，被視為習近平在軍中的「福建幫」嫡系。何衛東曾任東部戰區司令，主導對臺作戰部署，而苗華在海軍政工和軍委政工系統步步高升，均得益於習近平於地方主政時期的建立的關係，並非是在軍事領域有重大成績，甚至還曾造成習的戰略誤判，拜登時期美台關係的急遽發展，便來自於何衛東的自負。

其次，一些落馬將領與習近平在浙江任職時期也有淵源，包括在浙江主政期間所形成的地方—軍方人脈，以及劉源的部份舊部。此外，東部戰區作為涵蓋江蘇、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的戰略區域，與習近平早年地方經歷有地緣重疊，戰區高層如林向陽等也因對臺軍事任務而獲習倚重。「閩浙—東部戰區—第31集團軍」的關係網絡，成為所謂「習家軍」色彩濃厚的將領群體。

然而，用人唯親的結果是軍中體制性腐敗與能力不足以應變「百年大局」，解放軍中的人事文化並沒有脫離傳統的酒桌層級，有志之士要能出頭，除了出身「又紅又專」，還得牛飲白酒。藉由酒桌文化的輸誠與表態，才能獲得升遷所需的忠誠與私人關係，專業軍事素養和科技背景反而在選人標準還不如江澤民時期。這種用人圈子狹窄的現象，導致人才池枯竭，「非嫡系即迅速補位」的偏斜用人邏輯亦埋下風險。

忠誠至上反而削弱整體治理能力，技術型軍事官僚遭邊緣化，加上陳平已久，未與真正的大國正面交鋒，導致軍隊高層的考核缺乏空洞。如今高層將領的視野甚至不如派兵至俄國的朝鮮，實暴露出過去多年軍中任人唯親結構所醞釀的系統性危機。

上述人事結構導致的直接惡果之一，就是軍內腐敗的猖獗與軍事現代化質量的隱患。習近平上臺後雖大力反腐整軍，然在其「定於一尊」體制下，裙帶腐敗呈現新異變種。這從火箭軍系統近期爆發的採購弊案可見一斑。2023年以來，火箭軍高層相繼被查，牽出大規模裝備採購貪腐。

僅2025年8月下旬到9月初，火箭軍後勤部採購部門連發180條公告，倒查火箭軍成立以來9年的違規採購案。結果顯示：74名招標評審專家與116家供應商被拉入黑名單，禁止再參與軍隊項目；其中不乏央企涉及圍標串標等違規行為，甚至提供虛假材料投標。

例如，中國通信建設北京工程局有限公司因聯合串通投標而遭處罰，中國郵政速遞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因提供虛假材料被取消全軍採購資格。這些冰山一角的案例揭示，火箭軍的裝備物資供應鏈中已形成上下勾結的貪腐網絡，嚴重侵蝕了武器裝備採購的公正性與質量。

此類腐敗直接造成軍事現代化的品質與進度。美國五角大廈在2024年末發佈的《中國軍力報告》中即罕見強調了解放軍內部的腐敗挑戰。報告指出，2023年下半年至少有15名中國高級軍官因腐敗問題被解職，其中數名將領負責監督中國陸基核導彈和常規導彈的現代化項目。高層腐敗案件的曝光與人事調動無疑會擾亂軍心，干擾中共為實現軍隊現代化所付出的努力。

換言之，解放軍導彈工程、核武發展等尖端領域，很可能因相關主管將領，如火箭軍高層，捲入貪腐而出現決策紕漏或進度延宕。軍事裝備質量風險與戰力水分，正是這種結構性腐敗的直接後果：當採購制度淪為權錢交易，武器研發和生產容易因偷工減料或成本外流而品質下降，戰術指標虛高，最終危及實戰可靠性。

為此，中共軍方近期在官方話語中反覆強調要整頓「虛假作戰力」顯示高層已警覺到軍事現代化進程中存在虛耗虛浮的危機。用人唯親的封閉權力結構滋生貪腐，進而侵蝕軍備發展的品質基礎，這種惡性循環正成為中共軍事戰略的一大軟肋。

腐敗與任人唯親的不良影響，也反映在近年解放軍重大軍事演訓的實際成效上。由於強調忠誠，曾經被重視的軍事思想家喬良等人因為與劉亞洲交情甚篤，一整批涉入國防金融研究會的「大腦」紛紛被冷凍，只剩下金燦榮等公關性質較強者，還能在媒體獲得部份聲量，但是其功能也僅剩下為中央軍委洗地，或是創造政治話語。

北京當局自2020年以來持續以武嚇臺灣，每年皆在臺海周邊組織大規模軍事演習。特別是在2022年佩洛西訪臺事件後，中共軍方高調展開對臺包圍軍演，試圖打造對臺「新常態」軍事高壓。然而，分析近年演訓成果可以發現：2022至2025年間的對臺軍事演訓，效果可能未達北京的政治預期，甚至還逐步縮小規模和減少頻率。

這些演訓並未造成台灣股市大跌，也沒成為美中關係的關鍵籌碼，甚至還加速美日澳等國建立AUKUS第二支柱，日本和澳洲更是加強介入南海事務，甚至軍援菲律賓，中國實際上未得寸土，反而成為美國與盟邦的安全加速器。北京當局可能意識到，近年對臺高調軍演並未充分轉化為可信的攻臺能力，也未能讓我國政府放軟姿態，某種程度上偏離原定的政治目的。

面對軍政領域接連塌陷的用人危機，習近平當局正試圖通過大規模人事調整來重構權力格局、挽回頹勢。在軍隊方面，預計將有一批較年輕的將領獲得提拔，以填補此次清洗後的高層職位空缺。例如，原火箭軍副司令張振中、聯參部某些年富力強的將領，都被視為可能的接任者。

此類新晉將領多數出生於1960至70年代，相較前任更為年輕，且未深涉郭伯雄、徐才厚舊日腐敗網絡，政治上相對「乾淨」。習近平或利用此次機會破格提升一批中青年軍官，以在軍中形成新的效忠集團。但是新任的將領大多是政治和信息支援部隊新任司令員畢毅、政委李偉同樣沒有科技背景，「新質戰鬥力」的口號在前，即使有專業的幕僚團隊也未必能在政治背景的長官手下發揮。除非，這仍然是一個過渡性的安排。

相對於軍方用人唯忠，在黨政系統，中央近期的人事布局則強調年輕化與專業化。多名「65後」（1965年以後出生）的幹部在2023–2025年間晉升副部級以上職務，甚至進入中央委員會，顯示培養接班梯隊的意圖。例如，北京市委書記尹力、團中央出身的諶逸等人在地方高層受到重用。此外，具備留學背景或國際視野的人才也在受到青睞。典型如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早年曾赴劍橋和哈佛進修金融，在2023年臨危受命接掌央行；又如新任科技部長李弘，具有海外博士學位，在尖端科技管理領域頗有建樹。

當然，值得警惕的是，中共此輪人事重整能否達成預期效果，尚存不確定性，因為這些新人都處於非核心崗位。如果提拔新人的標準仍以個人忠誠為先，而非真正破除小圈子、憑能力選才，那麼人事更迭終究只是換湯不換藥。習近平眼下面臨兩難：要止血、用新人迅速填補權力真空，恢復體系的可運作性；但是，他又深陷自身用人哲學的桎梏，難以擴大信任圈。當前的體制除了習近平這位車長，幾乎沒有其他可拉剎車或轉向的人，除了彭教授之外，這使得被拔擢者也不能真正的掌握專業，貼近現場。

若習仍拘泥於任用親信而非制度化選才，則即便表面權力重組完成，也無法從根本上扭轉治理困局。例如，軍委副主席目前僅餘張又俠作為兄弟相挺，雖暫保穩定，卻埋下更大系統性風險，一旦這名耄耋出現變故，整個軍委指揮體系將陷入癱瘓。

總括而言，2025年四中全會前後的軍政整肅風暴，暴露出中共高層用人機制的深層痼疾。九名軍中上將的集體倒臺並非偶發，而是習近平十年來「任人唯親」路線所累積的總爆發。這些非科技專業的將領帶領著科技含量最高的單位，透過閩浙老關係和戰區裙帶而平步青雲，卻最終因貪腐墮落而被掃地出門，個人榮辱興衰的背後，是軍隊現代化質量隱患與戰略效能受損的重大代價。

諷刺的是，台灣的代理人或是自以為代理者，他們與習毫無淵源，根本無法與這些「閩浙—東部戰區—第31集團軍」出身者相比，卻自詡能上達天聽。在中共的歷史文化，這些投降或是敵後工作者，很少有能善忠者，「中央特科」在國民黨所培養者，幾乎都成為歷史的塵埃，不可能成為「核心中的核心」，充其量也只是過渡期的工具。

即使被稱了三十多年的兄弟，這些落馬者因無法解決真實問題，最終也只能落馬成為階下囚。台灣人若不能清楚看到「用人唯親」的另一面的現實，看破作為虛假關係的統戰手段，只怕是贏了蠅頭小利，最終再次賠上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