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兩朝從未擁有西藏主權與喇嘛轉世的決定權

公元 842 年，由於宗教紛爭，西藏國王（贊普）達磨烏東贊被佛教徒刺殺，其兩個遺腹子分別被母親所屬的勢力把持，彼此展開權力鬥爭，由此開始了四百多年的所謂「分裂時期」，這一時期也可謂是西藏佛教百花齊放的時代，各種印度的佛教學說和與佛學相關的天文、邏輯等學說傳入並深刻地影響了西藏。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西藏佛教逐漸匯集在噶當派、薩迦派、噶舉派等教派之下，這些教派在教義上並無不同，都遵循中觀學派，主要是根據師承來區分，同時對於教義內容和顯密等的學修側重點也稍有不同。這個時候，蒙古人的到來，徹底改變了西藏的政治格局和發展方向。

公元 1240 年，蒙古軍隊入侵西藏，燒殺劫掠之餘，蒙古征服者對各種宗教兼容並蓄的政策也為西藏佛教在蒙古汗王或王子中的發展提供了機會，公元 1260 年，蒙古第五任大汗忽必烈登基後，他將西藏佛教奉為國教，並以宗教貢獻的形式把西藏三區(康巴、安多、衛藏)賦予西藏薩迦派的領袖八思巴喇嘛，協助他建立了覆蓋整個西藏三區的薩迦王朝，這也是西藏喇嘛與蒙古汗王之間獨特的供施關係的發軔，這種關係的基礎是西藏喇嘛以宗教精神佑護和指導蒙古人，為他們的今生和來世而祈禱；蒙古汗王及其帝國則為西藏提供世俗的保護，並讓薩迦喇嘛得到統治西藏的世俗權力來作為回報。這種源自西藏喇嘛和蒙古汗王之間的獨特供施關係，後來被受蒙古影響而信奉西藏佛教的滿洲人所繼承，從而也奠定了達賴喇嘛和滿清皇帝關係的基礎。

西藏史書記載了當世西藏喇嘛八思巴與蒙古大汗忽必烈互動的經過，公元 1253 年，25 歲的八思巴與忽必烈會晤，期後八思巴開始向忽必烈講述佛法，解答疑難問題等，從而使忽必烈對西藏佛法產生了極為虔誠的信仰。忽必烈稱帝後，向八思巴提出舉行密宗金剛的灌頂，八思巴婉拒道：「你不可能遵守誓言或戒律」。忽必烈問：「需要遵守什麼誓言」八思巴指出：「從喇嘛處接受灌頂以後，上師喇嘛不僅要坐上座，接受灌頂者以身頂禮，而且對上師喇嘛所說的必須言聽計從，從內心深處做到不違背上師喇嘛意願」。忽必烈提出，平時或講說佛經時，八思巴坐上座，會見大臣或民眾時，汗王坐上座，西藏的所有事務，完全聽由喇嘛八思巴做主，蒙古與中國的事務則不容喇嘛發言。由此，八思巴先後三次為汗王和王后等傳授喜金剛的灌頂，做為供獻，忽必烈則將整個西藏奉獻給了八思巴。西藏由此進入了長達近百年的薩迦王朝時期。

基於這種供施關係，從忽必烈時期開始，西藏佛教薩迦派的喇嘛成為蒙古元朝皇帝的上師，亦稱「帝師」，每一個蒙古皇帝的登基都要獲得「帝師」的祝福，平時也會為皇帝進行祈福等。西藏方面的第一任帝師就是八思巴，他於公元 1269 年仿藏文字母創造了通行於整個蒙古帝國境內的文字。除了八思巴，薩迦王朝初期前往蒙古擔任蒙古皇帝「帝師」的多是薩迦派昆氏王族中的僧人，因此，他們最初一身而兼具西藏統治者的家族成員和蒙古皇帝「帝師」的身分，《元史》等史料因而記載作為帝師辦公場所的釋教總製院「兼治吐蕃事」；到後期，派去擔任「帝師」的僧人有不少只是薩迦派的高僧或執事，而非昆氏家族成員，他們自然就無緣置喙薩迦王朝的事務，故中文史書載這些「帝師」只是「統領諸國釋教」。

薩迦王朝以教派立國，政教結合特點也常常會造成各教派之間的激烈競爭，甚至發展為暴力衝突，公元1285年，在直貢噶舉派的基礎上成立的止貢萬戶與薩迦政府發生衝突，當時的第九任薩迦本欽徵調十二萬戶的軍隊，於公元1290年攻佔直貢，造成上萬人的死亡。到公元十四世紀中期，薩迦派在與帕竹噶舉派為基礎形成的帕竹萬戶的內戰中敗北，當初協助建立薩迦政權的蒙古元朝卻置身事外，並未干預這場內戰。公元1358年，薩迦王朝被推翻，薩迦王室再次回歸本業，單純成為薩迦派的宗教領袖，唯有「貢瑪」(皇帝)這個名號仍做為其宗教領袖的稱號而延續至今。

十年後的 1368 年，蒙古在中國的統治也宣告結束，蒙古人被趕回了蒙古高原。

帕竹的萬戶長祥秋堅贊推翻薩迦政權後，將首都設在乃東，因此又稱乃東王朝。祥秋堅贊在西藏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廢除薩迦王朝所奉行的源自蒙古的法律體系，根據西藏贊普時代的法律精神制訂法律，推行縣或莊園制度，廢除封建，改為任命官員等。祥秋堅贊還規定國王必須是王室中的出家僧人，不過很多內容在經歷幾代國王以後就被改變。

整個帕珠王朝時代，史稱「老婦背負金磚行走亦無人搶奪」的時代，政局穩定，文化繁盛，《大藏經》的刻板印刷，《布頓佛教史》、《西藏王統記》、《青史》、《智者喜宴》、《紅史》、《新紅史》、《藏漢史集》、《印度佛教史》等史書都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香巴噶舉派的僧人湯東嘉布採礦冶鐵，在衛藏、康區、不丹等地修建了58座鐵索橋，他為了募集資金而創建了西藏第一個藏戲的劇團。公元1409年，宗喀巴首創跨教派和地域的拉薩祈願大法會， 世上篇幅最長的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也在這一時期流傳全國。醫學和天文等領域的發展也是前所未有。

而擺脫蒙古的統治後重建獨立的中國明朝政府，對於西藏並沒有表現出有多大的興趣，明朝的第一個皇帝曾派人到西藏等地宣布說，中國已經統一，位於西方的你們西藏人可能還不知道，因此特別派人來告訴你們云云。明朝的軍隊還占據了當時主要居民為西藏人的臨洮地區，該地之前由蒙古人統治，明朝軍隊從蒙古人手中接收了對該地的統治。

除此以外，明朝與西藏間的關係主要表現在宗教領域。西藏佛教是蒙古人佔領中國後才開始傳入中國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號召建立了明朝，但明朝皇帝並沒有特別排斥蒙古大汗所崇信的藏傳佛教，蒙古人退出中國時，留在北京而沒有隨蒙古人一起出逃的西藏僧人也受到了明朝皇帝的禮遇，其中一些人被授予名號或官職。西藏佛教仍然在影響著中國明朝的皇室。

明朝的第三個皇帝永樂尤其信奉西藏佛教，他登基後就立即派人帶著大量的金錢禮物前往西藏邀請西藏噶瑪噶舉派的領袖噶瑪巴前往北京，和幾乎所有應邀前往北京的西藏僧人都可以獲得豐厚的供養和「法王」或「王」等稱號一樣，噶瑪巴也獲得了大寶法王的稱號，整個明朝時期，類似這樣被邀請到皇宮中萱說佛法的西藏僧人並不少，他們大部分都獲得豐厚的供養和一些名號，如大慈法王、闡教王、輔教王等。此處所謂的「法王」，並不是指「以佛法治理國家的國王」， 而是指教法的精通或道行造詣最為傑出(即教法之王)，在藏語中兩者是不同的詞彙，而在中文卻通稱為法王，容易讓人望文生義而造成誤解。那些被邀請並獲得法王等名號者全都是僧人，而不是統治者。如以前述噶瑪巴或大慈法王等尚可查證的歷史人物而言，都是頗具聲名的宗教領袖，但也都不是國王或一方的統治者，因此不會稱之為「以佛法治理國家的國王」，而只能是指在宗教上的傑出者，明朝第十任皇帝是一個信仰虔誠的皇帝，他就曾封自己為大慶法王，他穿著袈裟與西藏僧人一起念經祈願，甚至還親自為想要出家的宮女剃度說法。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西藏宗教人士都會接受明朝皇帝的邀請，如我們所熟知的格魯派創始者宗喀巴，明朝皇帝第一次派人前來邀請宗喀巴時，被宗喀巴拒絕；公元 1414 年明朝皇帝再次派人來邀請，盛情難卻下，宗喀巴派自己的侍者前往，他就是後來被封為大慈法王的釋迦耶希。

實際上還有更極端的例子，公元 1501 年，上述明朝第十任皇帝聽說西藏有一個能知三生的活佛後，就派人去邀請。實際上這個「活佛」就是百餘年前也曾被明朝第三任皇帝所邀請，並給予「大寶法王」名號的噶瑪巴。

明朝的史書記載說，由於為邀請活佛而準備的黃金珠寶和金印等如此之多，竟然使皇帝的內庫也匱乏黃金。被派去邀請活佛的是幾千人的隊伍，他們還購置了準備給西藏人送禮用的價值「數十萬計」的鹽和茶葉等，浩浩蕩蕩地在路上走了一年多，結果抵達時，噶瑪巴卻不願接受明朝皇帝的邀請。派來的太監和官員擔心完不成皇帝的使命會受到懲罰，因此想以武力脅持噶瑪巴，與發生事件時為同一世代、且同屬於噶瑪巴之教派的僧人巴沃•茲拉臣瓦在其著名的史書《智者喜宴》中也記載說中國明朝派來的使者甚至威脅要將整個西藏都毀滅。中國使團的行為遭到西藏人的反擊，欽差太監王允雖然跑脫，但他帶來的財寶等都被西藏人劫奪。

綜上所述，所有被中國皇帝所邀請並贈與名號的西藏人幾乎都是僧人，都不曾是統治一方之地的國王，不論他們應邀前往或拒絕邀請，對當時的西藏政治或地位都不會產生任何的影響。相應的，被派去邀請西藏喇嘛的使者也幾乎都是皇帝身邊的太監，並非明朝政府的官員，這可能是因為邀請西藏的僧人屬於皇帝個人的信仰需求，而不是明朝政府或政治事務的一部份。相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滿清時期，滿清皇帝派到西藏的所有大臣，不是滿州人就是蒙古人，因為宗教供施關係也僅存在於西藏喇嘛和信仰西藏佛教的滿洲或蒙古人之間。

在中國的明朝二百多年的歷史中，明朝政府與西藏的互動基本上就限於邊界的貿易和小規模的衝突。當然，中文史料中也有不少包括西藏人在內的各國朝貢的記載，主要是因為中國天朝觀念下，中國朝廷將所有與中國官方打交道的外國人都視為朝貢者，即不論是貪圖中國皇帝的豐厚賞賜回報，或是為了貿易而來到中國的，都統稱為朝貢，其實質不過是雙邊貿易的外衣，而非具支配性或約束力的政治關係，故也被稱為「朝貢貿易」。對此，當時在中國傳教的利瑪竇在《利瑪竇札記》中描述道：「這些為數眾多的來賓並不是以真正的使節資格到中國來的，他們是為了賺錢，帶來禮物並希望皇帝賞賜。為了不失偉大君主的尊嚴，這些賞賜還遠遠超過他所收到的禮物的價值……而且他們一登上中國土地，他們的開支就都有公款報銷。看來中國人想照顧這些使節----或者不如說這些商人，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控製鄰國……中國人重視的倒不是這些自稱使節的低下地位，而是炫耀他們君主的偉大」。

在整個中國明朝期間，西藏卻先後經歷了帕珠王朝、仁蚌巴專權時期、藏巴王國、以及1642 年由第五世達賴喇嘛建立的噶丹頗章政府。

仁蚌巴是乃東王廷的四大臣之一，也是與王室幾代聯姻的外戚，公元 1432 年，在乃東王廷發生的繼位之爭中，仁蚌巴支持的國王最後勝出登基，由此開始，政權由仁蚌巴掌握，國王逐漸變的徒俱虛名，藏史稱這段時期為「仁蚌巴專權時代」。

公元 1565 年，仁蚌巴任命的日喀則宗本辛廈巴•才丹多杰造反並結束仁蚌巴專權時代後建國，定都日喀則，該地在西藏傳統種被稱為「藏」，故史稱「藏巴王朝」。

在西藏不斷改朝換代的過程中，中國的明朝政府自始至終都是置身事外，相關中文史料對此也鮮少記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文「西藏」（XIZANG）這個稱呼就是在明朝時產生的。

一般而言，中國人對西藏的稱呼包括吐蕃、烏斯藏、西番、以及應該是由蒙古人傳入的土伯特、唐古特等，西藏的藏巴王國於 1565 年建立，公元 1575 年 5 月 15 日的明朝文獻中就出現了「西藏」這個新的名稱，顯然是按照中國的習慣把「藏巴」當成了國號，因而有了「西方藏巴王國」的略縮語「西藏」，這種現象在中國也不乏前例，如中國史書就一直稱黨項人建立的「大夏國」為「西夏」。

在藏巴王朝時期，西藏出現了一個新的教派，那就是格魯派。二百多年後的1642年格魯派領袖第五世領袖達賴喇嘛與蒙古額魯特和準噶爾部合作，推翻了西藏的藏巴王朝，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噶丹頗章政權，有點像帕竹推翻薩迦派政權，十年後蒙古在中國的統治也宣告結束一樣，第五世達賴喇嘛推翻藏巴王朝後，也不過是兩年多以後，滿洲人就利用中國的內亂入侵中國，在此之前明朝皇帝就已經在內戰中被迫自殺，繼位的明朝皇帝雖然在中國的南方繼續抵抗滿清的入侵，經過十幾年的戰爭，明朝末代皇帝逃到緬甸，緬甸人迫於滿清的壓力而於 1662 年將中國明朝皇帝交給滿清軍隊，皇帝被絞殺。明朝由此宣告滅亡。

明朝後期的幾個皇帝並不熱衷於藏傳佛教，因此與西藏的連結已經很少了，不過大約同時期，藏傳佛教卻在蒙古人當中掀起了復興的浪潮，公元 1537 年第三世達賴喇嘛與蒙古俺答汗見面，象徵著藏傳佛教在蒙古的復興，由於蒙古人的關係，西藏與滿清建立了友好的關係，公元 1637 年滿清皇太極就邀請達賴喇嘛，1638 年滿清在盛京建立藏傳佛教寺院，當時達賴喇嘛雖然沒有應邀前往，但達賴喇嘛和藏巴國王共同派出了代表團，他們於 1942 年 10 月抵達當時滿清的首都盛天，滿洲皇帝親率諸大臣貝勒到宮外迎接，率眾拜天，站著接受達賴喇嘛的書信等，甚是恭敬，代表團返回西藏時，滿清皇太極分別給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藏巴汗、固始汗寫了回信，顯然當時在滿清還不知道此時在西藏，達賴喇嘛已經推翻了藏巴王朝。不過這並沒有影響彼此以宗教為紐帶建立起來的友好關係，並在滿清佔領中國後得到了延續。

宗喀巴是西藏安多宗喀（現西寧附近）人，十六歲前往衛藏學法，公元1409年，在帕珠國王米旺‧扎巴堅贊的支持下創建噶丹寺，形成格魯派。宗喀巴於公元1419年圓寂，光大其事業者為其兩大弟子：即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

第一世達賴喇嘛根登珠（1391-1474）於1414年成為宗喀巴的弟子，1447年創建扎什倫布寺，自任第一任的住持，因精通顯密教法而被尊稱為班智達禪波，為藏語大學者的意思，簡稱「班禪」，這也是班禪名號的來源。後來，達賴喇嘛被拉薩附近的哲邦寺請去擔任主持，他的一個弟子繼任其扎什倫布寺住持的法座和「班禪」的稱號，從此，扎什倫布寺的住持都有了「班禪」的稱號。

根登珠圓寂後，本來並沒有找尋其轉世。只因出生於達納的一個孩童可以清楚地敘述自己的前世，即使是最反對尋訪轉世的僧人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孩子是根頓珠的轉世，是為第二世達賴喇嘛格登嘉措（1475-1542）。達賴喇嘛的轉世系統也由此形成。1517年，第二世達賴喇嘛又被哲蚌寺邀請擔任哲蚌寺的主持，格登嘉措乃在哲蚌寺修建噶丹頗章宮作為駐地，從此，哲蚌寺也成為歷代達賴喇嘛的主寺。

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1543-1588）於1559年被乃東王朝的國王封為「大國師」。1578年，第三世達賴喇嘛應蒙古俺答汗的邀請前往蒙古傳教，達賴喇嘛給予俺答汗「法王梵天」的名號，俺答汗則為索南嘉措獻上「金剛持達賴喇嘛」的尊號，從此該轉世系統就被稱為達賴喇嘛。

第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1589-1616）是在蒙古出生的蒙古人，成年後迎至西藏，當時西藏世局不寧，四世達賴喇嘛二十九歲時圓寂。

第四世達賴喇嘛圓寂後，西藏的藏巴王朝對格魯派持敵視的立場，尋訪其轉世遇到一些困難。藏巴王國的首都是日喀則，而位於日喀則的格魯派大寺札什倫布寺當時的主持叫羅桑秋杰，他本來是一個叫恩薩寺的寺主，於1586年赴扎什倫布寺學習，十余年後被推選為扎什倫布寺的第十六任住持，並循例冠上了「班禪」的稱號。此時的他已經是格魯派中學識和名望最出眾的領袖，他與藏巴國王周旋，順利尋訪第五世達賴喇嘛並擔任其上師。1642年，五世達賴喇嘛建立噶登頗章政府後，將扎什倫布寺及許多莊園奉獻給上師，從此，第四世恩薩活佛就改稱第四世班禪喇嘛，并成了扎什倫布寺的寺主，「班禪」也從此就變成了該轉世系統的專有名號並延續至今。

五世達賴喇嘛於1617年誕生在瓊結，藏巴王朝與敵視格魯派的喀爾喀蒙古卻圖汗、信仰本教的西藏康區之白利王等結盟，試圖摧毀格魯派的勢力。第五世達賴喇嘛派人向位於中亞的厄魯特蒙古求救，厄魯特所屬的和碩特部顧實汗與部分準噶爾的軍隊於公元1637年在安多的青海湖附近擊敗了卻圖汗，接著於1640年擊敗康區的白利王，最後於1642年2月攻克日喀則城堡，結束了西藏的藏巴王朝。

1642年4月，顧實汗仿照忽必烈將西藏三區奉獻給八思巴的故事，在日喀則的藏巴國王宮殿內，將西藏三區和本人及部眾全部奉獻給第五世達賴喇嘛，達賴喇嘛隨即在日喀則宣布登基成為西藏新的統治者。

第五世達賴喇嘛隨後返回拉薩，繼續住在哲蚌寺裡的「噶登頗章」內，故其新政權被稱為｢噶登頗章政府｣，後來雖新建了布達拉宮，但仍延續舊稱。西藏的首都也從日喀則遷到了拉薩。

達賴喇嘛在顧實汗的協助下，收復了被納西王所侵佔的康區巴塘、理塘和傑塘等地，遣人清查達澤多（康定）、佳拉（瀘定）、甘孜、嘉戎、嘉塘（迪欽）巴塘、理塘、木裡等康區的戶口，確定賦稅，從而改變了自公元九世紀西藏分裂以來這些地區只進貢而不納賦稅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