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陸續幾部有關228、白色恐怖的電影或劇集，敘述著同時代的人事物，不同的故事軸線有著不同的敘事安排。《大濛》應該是最適切的一部創作，故事大綱來自嘉義的少女阿月，有個閱讀左傾書籍的哥哥，在被極權老大哥槍決後，阿月隻身北上想把哥哥屍體帶回嘉義。故事軸線很簡單，但劇組非常用心，把白色恐怖期間，許多受難者的故事、受難者家屬的口訪、解密後的檔案，透過田野調查，一一寫入劇情。這根本不是戲劇，是活生生的台灣近代史。
1947年發生228事件，國民黨政府進行全島大清洗，社會瀰漫著高壓統治下詭譎的氣氛，1949年5月20日臺灣省政府與警備總部實施全島戒嚴，透過《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刑法》內亂罪等三大惡法，處置對政治不滿的異議者，只要有左傾、共產思想，只要對國家元首與政府有所批評，那就被扣上共匪、叛亂的罪名。以老大哥警備總部為首的國家機器，就展開逮捕、刑求，不顧法律程序也不管司法正義，冤獄、冤死遍佈全台灣。
白色恐怖（White Terror）一詞，來自於法國大革命時期，保守的波旁王朝保皇黨對激進的雅各賓餘黨採取報復行動，因波旁王朝以白色為代表色而為名。台灣歷經這段長達半個世紀的歷史，完全不准討論，所有受難者只能在暗夜中哭泣。比起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的老大哥、法國或其他國家白色恐怖的殘暴，有過之而無不及。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以及1991年6月3日《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廢止，台灣才算脫離白色恐怖的陰影壟罩。
《大濛》所蒐集的田調故事，只是冰山一角，還有更多受難者家屬的苦痛沒有被社會大眾所周知。根據曹欽榮在2017年出版的《自由遺產：台灣228、白恐紀念地故事》附錄一《白色恐怖被槍決部分名單》，受害者共列名1,099位，確知執行槍決者1,076人。但，實際數字難以考證，許多研究陸續提出數據分析，促轉會曾以「受裁判人」為對象（判死刑比例約為一成多），提出13,268人或13,683人次（有人遭受一次以上的裁判）的數字；也有數萬人，甚至10多萬人的估計。然而，實際受難者到底有多少？還有多少黑數？許多檔案已遭到銷毀，包括國安局、調查局、國民黨、前警總，以及其他監控倖存檔案，並未完全公開透明，很多問題的答案依然未知。
解嚴後2年，1989年電影《悲情城市》衝破不可公開討論的禁忌，影視圈逐步開始挖掘這段歷史的吉光片羽，並將真實故事轉譯成IP作品。包括：《香蕉天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超級大國民》、《好男好女》、《天馬茶房》、《淚王子：清泉一村的故事》、《被出賣的臺灣》、《阿罩霧風雲2：落子》等。近年有更多作品出爐，例如：《返校》、《流麻溝十五號》、《星空下的黑潮島嶼》、《餘燼》，以及正在上映的《大濛》。看似作品非常多，但在迷霧中，我們離陽光普照還很遙遠。
總是有人高喊要被害者「走出悲情」，但那是最廉價的反省，因為失去至親好友的傷痛是永遠走不出來的，沒有人有資格要被害者忘記傷痛，只有讓最完整的真相出爐，那才是「正義」。其中，最應該被檢視的就是「加害者」，然而，阻擋這一切的就是「加害者」，他們不願意被公開討論，也間接導致在眾多影視作品中加害者的角色總是很模糊。我們是很難定義「加害者」到底是誰？不過，「特務治國」是最接近的答案之一。
在「特務治國」的宰制之下，白色恐怖是不分族群、省籍的苦難，然而，本省/外省就等於受害者/加害者的二分法切割是錯誤的方式，那是統治者的詭計，目的就在有助於凝聚其支持者，以利其阻擋轉型正義的制度建立工程。從影片的呈現來看，《大濛》似乎試圖用角色形塑，讓苦難跨越族群與階級的存在，來破解這樣的設定。
以《大濛》為例，趙公道、二雄、山東籍攤販、極樂殯儀館的老王等，他們全都是生活在底層的外省族群，各自有著對生活艱難的承受、來自心底正義的呼喚、經濟壓迫下的委屈、對極權權勢的無奈，然而，他們展現生活在極權統治下的勇敢，在大時代下不得不低頭的韌性，面對正義不存在的掙扎，以及在人性善惡之間良心受創的苦楚。特務范春是另一種類型，甘為老大哥的附庸，並為極權體制服務，最終在黨國庇護之下，經商成功，成為大時代下的勝利者。
韓國影視創作者令人欽佩，諸如：《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正義辯護人》、《總統的理髮師》、《首爾之春》等描述政治鬥爭、無情屠殺與不公不義壓迫的電影或劇集。韓流崛起的強悍力量，主因就是勇敢的碰觸敏感禁忌議題，他們一把掀開統治者最醜陋的真面目，轉化成影視作品，震攝人心、撼動社會。那台灣呢？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非常多，成千上萬的受害者，有許多非常殘忍、離奇、荒謬的故事文本，這些都是台灣社會不分族群的集體記憶；台灣已經慢慢走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總」的時代，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影視作品出爐，讓台灣社會有更多自我省思的機會。
每個人終究都是別人眼中的風景，當雲霧散去，如果沒有讓陽光普照，黑暗就不會離開，我們就不會看見任何風景，包括：別人與自己，若是如此，那每個人都不會再有存在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