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文儀／前疾病管制局副局長
12月19日，台北市發生首起結合縱火、煙霧彈與持刀殺人的無差別攻擊事件。從下午三點多林森北路一帶數起縱火狀況開始，到晚間近七點嫌犯於南京西路一帶墜樓身亡，整起事件歷時超過三小時，行兇動線橫跨公園路、台北車站捷運出口與核心商圈。這不是單點治安事故，而是一場典型的「移動式公共安全危機」。
事件中，持刀攻擊造成含嫌犯共4人死亡、11人受傷的重大事件，致社會高度不安。然而事已至此，第一個須嚴肅檢討的，應是警政快打部隊是否真正發揮功能？台北車站 M8 出口距離中正第一分局僅兩分鐘路程，該分局長期處理大型集會與群眾抗爭，對緊急部署並不陌生。依快打部隊 SOP，理應在五至十分鐘內可到場，且警政系統只要出現「持刀」「煙霧」「捷運站」等關鍵字，即會啟動警報機制。然而實際上，嫌犯卻能長時間在市中心移動犯案，社會有理由追問：快打是否啟動？是否被有效運用？
第二個問題，在於關鍵基礎設施的防護與整合不足。台北車站與三鐵共構區，屬於交通類關鍵基礎設施，一旦遭攻擊，影響的不只是現場人員，更牽動整體城市運作。雖然事後啟動過站不停與人潮疏散，但「三鐵共構」變成三不管地帶，事權分工協調仍顯得各自為政，欠缺「關鍵基礎設施遭攻擊」的統一指揮與快速封控思維。
第三，警方在應對上，疑似被嫌犯以多點縱火、煙霧干擾的方式「調虎離山」。警力被迫追逐路線而非迅速形成封鎖圈，導致市民保護出現空窗。這正是現代無差別攻擊的常見手法，也更考驗警政體系的戰術判斷與決斷力。
第四，事件同時暴露出台灣社會在民防與社會韌性上的明顯不足。多數民眾在捷運出口與商圈面對煙霧彈、濃煙與持刀威脅時，缺乏基本的避難、疏散與自我保護知識，不知該原地掩蔽、迅速撤離，或如何協助他人避險。現場的慌亂，並非出於冷漠，而是源自長期缺乏民防教育與演練，使一般市民在突發暴力事件中幾乎毫無應變能力。這現象正好突顯最近發放的「小橘書-臺灣全民安全指引」及「黑熊學院」的重要性。
相較之下，民間的應變表現反而成為亮點。位於公園路巷內、緊鄰嫌犯租屋處的民間社福基金會，在起火第一時間，迅速完成所有受照顧對象及員工的撤離與安置，未釀成任何生命損失，顯示平時有危機意識、演練、組織動員遇愛心的重要性。
此外，傷者之中發現一名 HIV 感染列管者，衛福部、疾管署即時出面說明感染風險大小，並提供預防服務；「紅絲帶基金會」亦及時主動提供諮詢、支持服務，有效避免恐慌與污名化擴散，展現政府與民間資源運用的正面示範。
總結而言，12月19日事件不是單一失序，而是一場對台北市警政快打機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以及社會韌性的全面壓力測試。若只以「嫌犯已死、事件落幕」作結，而不正視制度性的慢動作與破口，那麼下一次，城市仍將在同樣的問題中承受代價。
真正該被追問的，不只是還有誰犯案？動機為何？而是：當下一次危機來臨，我們是否真的準備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