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仁斌 ／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
近期媒體廣泛引用國際能源總署（IEA）署長比羅爾（Fatih Birol）的一句話：「德國放棄核能是歷史錯誤」。這種簡明而引人注目的表述，容易讓人誤以為能源政策只有單一政策選項。然而，回到能源轉型的完整脈絡，將複雜議題濃縮為一句定性評論，容易忽略制度與結構風險。
首先，能源政策不應簡化為一句話的歷史裁定。德國廢核背後有清楚的社會與政治背景：福島核災後的民意壓力、再生能源快速擴張，以及長期減碳目標推進。若僅聚焦核能作為低碳基載的功能，而忽略再生能源容量成長、煤炭使用變化及供電穩定性等多重制度與市場變數，討論將難免流於單一指標的比較。
其次，德國電價與能源成本波動，亦受到全球天然氣價格上揚、俄烏戰爭衝擊及市場機制影響。若將能源壓力單純歸因於核電退場，容易忽略國際市場結構與制度安排的複雜影響。
第三，全球能源治理本身多元且複雜。各國在核電與再生能源之間的配置，需考量技術成熟度、地理條件及社會接受度。核能並非萬能解方，也不是唯一低碳選項；同樣地，再生能源亦面臨系統整合與儲能挑戰。若過度依賴單一技術方案，容易遮蔽制度風險與長期成本問題。
台灣同樣面臨核電、天然氣與再生能源之間的政策抉擇。若僅依賴國際權威的一句評論作為方向指引，難以充分支撐本土制度條件與風險評估。能源決策應建立在成本、供應穩定、系統韌性與環境永續的完整制度與風險分析之上。
能源政策關乎國家安全、產業發展與世代責任。與其將一句話視為歷史裁決，不如回到制度風險與長期治理能力的討論。真正成熟的政策，不在於立場對立，而在於識別制度風險，並建立承擔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