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前總理路克文的警訊──中國2028年攻台可能性約1/3

近日，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在坎培拉國家記者俱樂部示警，中國在2028年前後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約為1/3。這項判斷很容易被讀成另一份「攻台時間表」，然而，年份只能標示風險可能集中的時段，無法說明戰爭何以發生。陸克文的警訊真正值得討論的，是習近平在什麼條件下可能認為動武有利，以及台灣如何透過自身準備，改變北京對脅迫成效的預期。

在陸克文的推演中，習近平若於2027年進入第4個任期，隨後的台灣總統大選，以及北京對美國介入決心的判斷，便可能共同影響其對台決策。他尤其擔心，民進黨如果再度勝選，可能被習近平視為採取行動的政治理由；倘若北京同時低估美國介入的意願，風險便會升高。這套分析的關鍵，在於政治意圖、軍事條件與對外部反應的估算如何交會，不能僅憑一個年份，便將仍有條件的風險推演寫成必然發生的未來。

然而，理解北京如何計算風險，必須同時辨明威脅的根源與責任。台灣選舉結果可能影響中國施壓的時機與方式，卻不能據此認定台灣的民主選擇造成了戰爭威脅。台灣人民選擇政府的權利，本來就不以取得北京同意為前提；中國若因無法接受選舉結果而訴諸武力，責任在於它企圖否定台灣人民決定自身前途的權利。若國際社會接受「台灣選錯政府便可能引發戰爭」的敘事，便等於容許北京以軍事威脅，為另一個民主國家的選舉設定可接受的範圍。

當軍事壓力、外交孤立與資訊操作相互配合，北京所追求的政治效果，可能在戰爭發生以前就已出現。中共未必需要改變每一個人的國家認同，只要使台灣社會逐漸相信，表達台灣主體性必然提高戰爭風險、深化國際合作就是刺激中國，民主選擇的範圍便可能在恐懼中自行收縮。更值得警惕的是，若北京發現施壓確實能使台灣退讓，它便可能將退讓理解為脅迫有效的證據，進而提高要求。如此一來，以降低自主性換取暫時平靜，反而可能使持續施壓更具政治吸引力。

陸克文8月底在澳洲國立大學對習近平經濟戰略的分析，恰好提供了理解這套決策邏輯的另一個面向。習近平所推動的人工智慧、新質生產力、科技自主與產業政策，不能只從經濟成長或產業升級的角度解讀，而必須放在中國累積綜合國力及與美國進行長期戰略競爭的架構中理解。在習近平的治理思維下，科技發展、產業能力、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早已不再是彼此分離的政策領域。他分析，中國追求的不只是更高的GDP，而是透過國家力量重塑科技、工業與供應鏈能力，使經濟資源可以在必要時轉化為軍事實力與政治影響力。

將這場演講與其最新的台海判斷放在一起，可以看出陸克文所關切的始終是同一項問題：力量結構的改變，將如何重塑領導人的風險認知。循此觀察台海，科技自主與供應鏈控制若被北京視為抵禦外部制裁的憑藉，軍事行動在其判斷中便可能變得較可承受。這也說明，經濟困難未必自動帶來戰略克制，軍力增長同樣不必然導向戰爭，兩者都必須經過領導人的政治判斷，才會轉化為政策。客觀代價與領導人認定的代價，未必相同；高度集中的決策體系若難以容納不利資訊，更可能使實力增長伴隨判斷偏差。台灣需要防範的，正是北京在這種情況下，把「有能力造成重大破壞」誤認為「有能力取得政治勝利」。

台灣建立國家韌性，應當從阻止破壞轉化為政治屈服的層次理解。國防實力是維護和平的必要基礎，使北京無法輕易假設戰爭可以速戰速決；但局部封鎖、網路攻擊或持續性的灰色地帶施壓，同樣可能被用來擾亂生活、消耗信心，迫使台灣接受政治條件。政府因而必須具備在壓力下維持基本服務、保障人民生活與民主秩序的能力。陸克文在坎培拉的演說裡，也將經濟韌性連結到產業與制度能否支撐國家度過長期危機，這比單純追求經濟規模，更接近台灣需要面對的安全問題。

一場斷電或通訊中斷，若同時妨礙物資配送、金融交易與政府訊息發布，有限的破壞便可能擴大為對治理能力的全面懷疑。因此，能源與通訊備援的意義，在於阻止不同系統的故障相互放大；中央與地方的分工、企業的營運準備及可信的資訊發布，則關係到社會能否在受損之後繼續運作。韌性建設的成效，應以關鍵服務能維持多久、中斷後能多快恢復，以及民眾能否獲得必要協助來檢驗。這些能力必須透過平時的投資與演練累積，才不會在危機中停留於紙上承諾。

支撐這些準備持續發揮作用的，還有人民對制度的信任。面對長期壓力，民眾是否願意承擔防衛成本，往往取決於政府能否說明風險、展現準備能力，並讓不同群體相信負擔得到合理分配。民主社會可以對預算、政策與執政者有激烈爭論，卻仍須維持共同決策與相互信任的基礎。民主韌性所要守住的共同底線，是政府可以透過選舉更替，國家前途卻不能由外部武力決定；人民也不必因為害怕戰爭，就先行放棄原本要保護的政治自由。

從維持自主選擇的角度來看，台灣對「避險」（hedging）與「不選邊」也必須有更精確的理解。分散經貿依賴、保留外交彈性，當然有助於降低風險；但若把避險理解成淡化安全立場、減少與民主國家的合作，便忽略了台灣所處的特殊結構。北京對台灣的要求，涉及台灣人民是否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未來，並非僅要求台灣在美中之間保持距離。減少與華府的往來，並不會自動消除北京對台灣的主權主張，也無法保證它放棄武力選項。台灣可以調整外交手段，卻不能把自身安全寄託於中國會因台灣退讓而自行節制的假設。

對台灣而言，國際合作的實際價值，也應落在擴大自身選擇與承受壓力的能力。與美國、日本、澳洲及其他民主夥伴的往來，應進一步形成通訊備援、關鍵物資供應與危機應變的具體合作，使政治支持具備可以發揮作用的條件。台灣維持治理與對外聯繫的時間愈長，夥伴便愈有機會協調回應，北京迅速造成既成事實的空間也可能隨之縮小。自主能力與國際合作因此相互支撐：自身準備讓外部支持有機會產生作用，國際連結則增加台灣承受衝擊與恢復運作的資源。

陸克文的2028警訊，應當促使台灣把對年份的焦慮，轉化為對國家能力的持續建設。台灣維持民主制度、發展正常國際關係，不該被描繪為挑起爭端；維護和平所需要的克制，也必須有足以承受壓力的實力支撐。台灣無法替北京決定何時放棄武力，卻可以透過國防、治理與社會準備，使北京更難相信脅迫能夠達成目的。國家韌性最終要守住的，是台灣人民即使身處威脅之中，仍然有權利，也有能力決定自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