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黎智英傳：從億萬富翁，到中國最懼怕的批評者》新書（作者：祁福德（Mark L. Clifford）；〈明白文化〉出版）
深邃海港隔開香港島與九龍。港島以三條隧道與大陸相連，除非情況極端，否則這些隧道通常不會關閉。二○二二年七月，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訪問香港期間，東區海底隧道關閉。二○二三年十二月，再有另一條隧道被關閉，迎接的卻是另一位截然不同的來客。當局為了把正在全港最高戒備監獄中單獨囚禁的富商及民主運動支持者黎智英送到特別法庭，除了將他纏上鐐銬，也派出裝甲車隊沿途押解。這場審訊或令黎智英成為終身囚徒。
離開監獄前必須接受搜身，但黎智英並未因此感到困擾，因為他知道自己將在庭上見到摯愛的家人。「明天我要出庭，得在警衛面前脫掉所有衣物，接受搜身，」二○二一年一場庭訊前他寫下：「這很羞辱，但我不在乎，因為我將見到我的家人、朋友與支持者。看到他們，讓我重新接觸到外面的現實世界。這種情感交流讓人精神一振。」
那個十二月的早晨，街道封閉，警車與摩托車護衛隊伴隨一輛超大型裝甲車，鐐銬緊扣的囚犯坐在鐵籠裡。笨重囚車從赤柱監獄出發，沿著港島南岸的狹窄濱海道路緩慢行駛，然後轉向北方，進入香港仔隧道，再經過海底隧道，最終抵達西九龍法院。
法庭外，警犬與千名員警防範任何可能的騷動。他們嚴陣以待，讓人誤以為是接待外國元首或押解恐怖分子，而非長期堅持非暴力理念的七十五歲虔誠天主教徒。武力展示揭開審訊序幕，對象是香港最堅定的異議人士，也是中國最著名的政治犯。
法庭內，黎智英坐在玻璃隔間中，透過助聽器聆聽審理過程。審判前不久他才接受眼部手術，即便戴著眼鏡，仍難以看清投影在法庭螢幕上的內容。他比入獄前瘦了許多，在獄中度過新冠疫情，也在審判開始前的三年監禁生活中逐漸老去。身高六呎一吋（約一百八十五公分），黎智英的存在感不可忽視；獄中減掉幾十磅，讓他身上帶著過去所沒有的嚴肅氣息。
黎智英將棕色囚服換成藍色牛津襯衫及淺色諾悠翩雅（Loro Piana）西裝外套。這是一場審判秀，當局讓主角依自己的意願著裝。
香港的被告通常會穿上體面衣服，希望讓陪審團留下良好印象。但這場審判卻不一樣。中央推翻對香港保留司法制度的承諾，拒絕給予黎智英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改由一組當局精心挑選的法官進行審理。黎智英穿上這些衣服，是為了自己的尊嚴。
黎智英的財富來自早年的毛衣與馬球衫事業。在獄外，他的衣櫃以牛仔褲跟扣領棉襯衫或寬鬆亞麻襯衫為主。他喜歡夾式吊帶，有陣子也穿過連身吊帶褲──在香港富豪中相當獨特的風格。
然而讓黎智英與眾不同的，不僅是衣服。過去三十多年裡，他一直是自由與民主的堅定捍衛者，言辭激烈，批評香港與中國的領導人。如同香港七百萬人中的數百萬人，他不相信共產中國，並希望這座城市能夠享有一九九七年北京接管英國殖民地時所承諾的權利與自由。
他很有錢──遭到政府追捕前，黎智英的財富估計達到十二億美元，這是黎智英十二歲時到香港所賺來的財富。抵港時他口袋裡甚至連五塊錢都沒有。他自掏腰包，捐出超過一億美元，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
他手中極受歡迎的《蘋果日報》與《壹週刊》雜誌，主導了香港的政治議程，最終成為這個從未享受過民主的城市中的反對力量。「中國共產黨如此痛恨黎智英，因為他們怕他的媒體帝國。」資深記者程翔說。程翔曾對北京持同情態度，因此在香港的共黨喉舌《文匯報》擔任高級職位。「他的媒體對香港的民主化非常重要。共產黨將宣傳視為生命線，而黎智英的媒體帝國成功駁斥他們的許多謊言。」
他無畏無懼。二○二○年，當政府禁止紀念天安門屠殺時，黎智英在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傳統的六四紀念地──孤身跪下，點燃一根蠟燭。他告訴法庭：「如果紀念因不公而死去的人是犯罪，那麼……讓我接受懲罰。」隨後，他因「煽動非法集會」而被判囚十四個月。
香港擁有幾十名億萬富翁，但當這座城市的自由逐步被削弱時，卻沒人敢站出來反對中國。香港孕育了許多勇敢的民主運動者，卻沒人能像黎智英那樣，透過大眾媒體的聚光燈滋養這場運動，更別提金錢上的資助。這場運動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生運動以來，對中共最大的民主挑戰，黎智英則是發動運動的要角。幾乎是十億人中的唯一者。二○二○年一次對話裡，隨著對他的指控不斷增加，黎智英感慨道：「他們盯上我，也是很自然的。我擁有支持運動的反對派報紙。我公開疾呼反對共產黨。我參與每一場抗爭（示威與遊行）。對他們來說，我就是麻煩製造者。他們不打壓我、要我閉嘴，是很難的。」
你不能輕易定義黎智英這個人。身為務實的成功商人，他會用結果導向來看待人權運動。他關心自由，但你不太會聽到他談論社會公義。他的哲學接近自由主義，認為政府除了維持秩序及強有力的法治外，應該扮演有限角色。身為天主教徒，他是類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的激進反共派。這位波蘭教宗在一九八○與九○年代鼓勵東歐和蘇聯的民主起義。
黎智英是當代最重要的政治犯之一，然而，他在美英兩國政治光譜中的右翼支持者，遠多於左翼。他的閱讀量驚人，更是多產的專欄作家，渴望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但他太專注行動，難以融入中國劉曉波、蘇聯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或波蘭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等人的知識分子傳統。
跟許多良心犯不同，他不屬於任何政黨。他跟其他長期被囚禁的運動者，如南非的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波蘭的萊赫．華勒沙（Lech Walesa）或俄羅斯的阿列克謝．納瓦尼不同，他不尋求政治權力。納瓦尼在我完成這份手稿期間，在俄羅斯獄中遭到謀殺，也使得聲援黎智英變得更加迫切。黎智英是個商人，深信市場經濟，也相信經濟成長對推動自由的重要性。政策制定讓他覺得無聊。他擁有企業家的確定與直率。他的解決方案很簡單，甚至有過度簡化的傾向。這些方案圍繞著更自由、更民主及更少的政府管制。他談的不是普世人權，而是「價值」，特別是他所謂的「西方價值」，即自由、寬容及透過運用法律給人們安全感。
「他很不同。」美國聖母大學政治學者，生於香港的許田波指出。「許多自由鬥士經常是尋求注意力的律師運動者或知識份子。他是個商人，基本上只是真心關懷他的家園──香港，及民主志業。」她記得二○一九年底，當他跟李柱銘在紐約的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演講時，觀察者驚訝發現他「並未說出任何過於挑釁的話」，並且「相當溫和害羞」。
香港有許多勇敢的人，黎智英的財富與國際地位讓他與眾不同。《蘋果日報》與《壹週刊》在香港民主運動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也與眾不同。遭到香港當局通緝的知名海外運動者、律師任建峰就說：「沒有《蘋果日報》，就沒有香港的民主運動。就這麼簡單。」
在黎智英的領導下，這兩份刊物不僅推動民主議程，還幫助香港人相信自己，擺脫了殖民地居民常有的次等公民心態。黎智英與他的團隊在這座城市裡培育了政治及公民參與的意識，雖然居民經常將此地視為過渡的中繼站。
黎智英的財富與堅定捍衛個人自由的態度，讓他成為中國當局眼中的危險反對者。北京對這名七旬老者是如此恐懼，所以讓他面臨了「勾結外國人」的罪名，非常可能在獄中度過餘生──原因包括跟美國前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與前國務卿邁克．龐培歐（Mike Pompeo）會面，並呼籲美國對侵犯香港人權者施加制裁。
極權政府無法容忍異議人士。在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所有反抗謊言與宣傳的人都被視為威脅。今日有一個反對政府的人，明天就可能變成一百個，下週可能變成一千個，一個月後甚至可能變成一百萬人。事實上，黎智英與他的編採團隊就展現出他們能對香港政府產生這樣的反對力量。二○○三、二○一四及二○一九年，他的報紙與雜誌協助號召數十萬、數百萬名抗議者走上街頭。
香港回歸中國後的二十多年裡，黎智英一直推動民主。黎智英在一九九二年成為英國公民，並經常出國，特別是前往美國，經常與知名律師暨民主運動者李柱銘同行。黎智英在華府相當有名。
二○二○年遭到逮捕監禁之前，黎智英本有許多機會可以離開香港。他在京都、倫敦、巴黎與臺北都擁有房產。他知道中共在二○二○年中對香港全面實施《國安法》後，他若留在香港，將成為當局的目標。然而他沒有離開，選擇堅持留下。最後五個月的自由期間，他每週進行直播，邀請政治人物、外交官、記者與宗教人物接受訪問。他寧願為自由民主入獄，也不願放棄這座「給了我一切」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