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散步者的夢想／教育工作者
10/31蔣萬安與沈伯洋進行了一場（可能也是唯一一場）的電視辯論。結束後當然各自表述，藍營還沾沾自喜，認為己方「電爆」了沈伯洋。但主辦方TVBS針對辯論後的民調卻與藍營相反，在近6成收看辯論的台北市民中，沈伯洋的支持度52%，贏過蔣萬洋的41%。
自以為的勝利卻轉眼變成了失敗，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關鍵就在藍營忘記了這場辯論的受眾不是少數深藍，而是全台北市具有投票資格的公民。所以雖然贏了辯論／面子，卻輸了民調／裏子。
用個也許不太恰當的比喻來解釋這種情況：有個男生走在路上被機車撞到而致輕微挫傷，騎車的則是個女生。當下為免麻煩，雙方並未報警。送醫檢查後發現男生並無大礙，但為防萬一，他要求肇事者立下切結書，寫下事發經過與時間，以為將來存證。但女生用電話聯絡朋友後，卻不願立切結書，甚至還報警處理。男生由於覺得自己有理（被撞且受輕微挫傷），講話不免大聲起來，以至於當警方到場時，竟然還誤會男生是肇事者，甚至連旁觀者也覺得如此。
覺得自己有理而振振有詞，但圍觀的旁人卻不以為然，這就是蔣萬安在辯論中的困境。但這是怎麼造成的？套媒體人王瑞德引用另一位媒體人陳鳳馨的說法，她不斷勸蔣陣營，政治辯論不同於大學裏的辯論賽，重點不在爭取裁判認同與形式上的輸贏，而在於是否能爭取到原本沒有既定喜好的中立選民。
所以問題回到根本：究竟哪一種口語表達形式較適合爭取群眾支持？在現代辯論比賽出現之前（約在 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於英美校園中建構標準賽制），古代政治爭取人心用的是演說，《尚書·周書·牧誓》就是周武王在伐商最後一役「牧野之戰」前夕，於朝歌郊外的牧野發表激勵各方諸侯與將士的誓師演說。
那麼西方呢？不要忘記凱撒（Caesar）被刺殺後，其好友安東尼（Marcus Antonius）發表演說，藉反諷兇手布魯特斯（Brutus），並展示凱撒的遺體與血衣，激起民眾對布魯特斯與其同黨的怒火而引起暴動，最後而導致內戰，最終使羅馬不得不從「共和」（res publica）走向勢所必然的「帝國」，完成了凱撒原先的計劃（羅馬版圖越來越大，「共和」不再能處理更形繁雜的治理事務。而這也是凱撒之所以遭刺的原因）。
那麼現代辯論出現前就只有演說這種爭取民心的方式？答案是既對也不對。因為古代的辯論往往是以「連續演說」的形式呈現的。以歷史上著名的林肯（Abraham Lincoln）與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的參議員選舉辯論（1858）為例，主題是奴隸制是否可擴張到新納入聯邦的各州，形式則是共進行7場，每場3小時，先由一人演講60分鐘，再由另一人反駁90分鐘，最後由第一人總結30分鐘。
不過古代也有今天的「一對一詰問」，最有名的就是蘇格拉底（Socrates）。他為了追尋真理而在雅典廣場上不斷找人詢問「你認為X是什麼？」等對方提出自己的答案後，蘇格拉底就引導對方自行推導出自相矛盾的結論。其目的在於，一方面去除既定成見與偏見，一方面承認「我們其實什麼都不知道」（卻自以為知道）。
這兩種古代辯論運用的目的、方式與受眾都不一樣。輪流連續演說的目的是爭取或激勵民心支持，受眾是廣大群眾，方式則是訴諸情感以引起共鳴。就像道格拉斯在參議員選舉中勝出，但林肯卻建立了全國性的知名度，為自己鋪平了未來的總統之路。
而一對一詰問的目的則在駁倒對手（蘇格拉底原來的目的是求真理，但在無止盡的追問下，目的卻變成了求勝，而形成後來的詭辯學派Sophist），受眾則是少數關鍵人（法官、辯論賽裁判……等），方式則是運用理性的邏輯與反駁。
釐清了上述兩種口語表達爭取民心的方式後，就能進而理解此次辯論為什麼表面佔優勢的蔣萬安反而輸了實質的民調？首先，蔣陣營中有一群靠打辯論賽而受重用的年輕幕僚。在國民黨論資排輩的文化裏，本來輪不到這群年輕幕僚出頭，但因失去政權方才受到破格任用。而因為打辯論賽打成習慣，自然以此為模型來面對電視上的政治辯論，因而把重點放在辯贏對方，而不是爭取民眾。
相反的，沈伯洋把辯論看成是說明政策、說服民眾並爭取民心的場合，因而把辯論變成了是演說的形式。所以當對方以一連串的「你不懂市政」來挑釁時，沈伯洋並沒有落入陷阱而被激怒，而是好整以暇地解釋、分析政策中的問題。也許乍看之下，蔣萬安氣勢凌人，而沈伯洋似乎侷促一隅、施展不開。但這樣的觀點只把辯論侷限在一對一與辯贏對手，卻忘了這場辯論是一對多與爭取民心。
莊子早在評論當時各學派的〈天下〉篇指出了這種侷限：「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可見這場辯論中，真正讓蔣萬安居於劣勢的，除了作為受眾的廣大選民之外，不就是蔣萬安的幕僚和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