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曾幾何時，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是自由派口中的英雄，是綠能轉型的科技領航者，是特斯拉電動車的代名詞，更是一位敢於夢想移民火星與人工智慧的未來主義者。然而，2025年的今天，他卻在美國街頭、社群媒體與主流輿論中成為左派與中間選民強烈反感的對象，被討厭程度甚至還超過川普。
《華盛頓郵報》近日報導，與川普關係密切馬斯克經常出席白宮與海湖莊園的活動，並擔任美國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DOGE）的特別顧問，在任內大幅刪減政府補助與裁撤聯邦機構人員，造成社會震盪與民怨。這些行為展現著馬斯克一貫的「制度邊緣治理」（edge-of-the-rules management）的作風，即在道德、法律與制度之間的灰色地帶遊走，以「科技救贖者」角色來正當化自身的一切行為。這包括他對自駕技術（Autopilot）的誇大宣傳、刻意藐視聯邦交通安全主管機構、在推特上公開攻擊政府官員與批評者，以及其顛覆傳統企業管理結構的極端個人主義式領導。
「政府即敵人」：DOGE引爆的社會裂痕
馬斯克推動的DOGE改革，被其支持者讚譽為去除「政府脂肪」的壯舉，但在實務上卻導致退伍軍人事務部（VA）、社會安全署（SSA）等單位的預算與人力被大幅削減。這種作法悖離政府對軍人與退伍軍人的承諾，並錯誤地將政府視為一間企業來經營。此外，《華盛頓郵報》指出，DOGE還試圖調閱移民資料協助川普政府執行遣返移民，引起廣泛的隱私與人權憂慮。
這些政策雖被馬斯克宣稱是為了打擊「政府詐欺與浪費」，但民眾更感受到的是生活資源的被剝奪，並將這位來自南非、擁有億萬財富的移民視為冷漠與貪婪的化身。他未經選舉即掌握巨大公共權力，成為「非民選官僚專制」的象徵，也呼應常駐舊金山的科技記者西迪基（Faiz Siddiqui）所指出的：馬斯克在聯邦政府內部所實踐的，是一種無需承擔制度責任的科技獨裁。
人設崩壞：左派與中間選民的憤怒
根據《華郵》與ABC News-Ipsos的聯合民調，57%美國人反對馬斯克擔任政府角色，甚至比川普的不支持率還高。在非大學畢業者、30歲以下選民與中間選民當中，他的支持度也顯著下滑。更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早年支持馬斯克綠能理念的自由派，如今已經變成他最嚴厲的批評者。
馬斯克一方面大量仰賴政府補助打造企業（至少獲得380億美元的補助與稅收減免），另一方面卻在政府內部主導大幅刪減公共服務，這種「雙重標準」讓原先的支持者感到被背叛。這也凸顯出他身為技術菁英與超級富豪，對於庶民生活困境的疏離感。
「不被喜歡是一種優勢」？：馬斯克的作風爭議
馬斯克曾在公開場合表示：「希望被人喜歡是一種真正的弱點。我沒有這種弱點。」這種自命不凡又充滿挑釁的姿態，也成為他在公眾中失去信任的原因之一。他對政府機關高壓指揮、草率裁員，對員工要求嚴苛，對外媒體與批評者則語帶輕蔑。這正是他一貫的管理模式，即使在面對人命關天的自駕車事故時，仍選擇違背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的規定，甚至高調地挑釁聯邦官員。
此外，西迪基在他的書中指出，馬斯克曾因杜克大學教授卡明斯（Missy Cummings）被任命為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局長，在X平台發文煽動攻擊，導致她與家人遭到特斯拉支持者的網路暴力與死亡威脅，甚至一度帶著女兒逃往偏遠山區。這種用推文煽動民粹的作法，讓馬斯克儼然成為有能力動員數位民兵的「科技獨裁者」。他不僅把X平台當作個人情緒宣洩場所，更將其數位權力轉化為一種對公共官員的網路霸凌。
「人民的敵人」或「體制的犧牲者」？
馬斯克本人對外界批評感到不解。他在社群平台X上表示：「我的公司做的產品都被大家喜愛，我也從未親手傷害任何人，那為什麼我要遭遇仇恨與暴力？」。他將反對聲浪歸因於「被左派心靈寄生蟲控制的人們」，認為自己只是揭發政府浪費與腐敗的先驅。
然而，許多批評者指出，這種以「敵人心態」回應批評的方式，無助於緩解社會分裂。特斯拉勞工受傷率高於平均，但馬斯克拒絕工會、支持大規模裁員，對工人生命安全與勞權缺乏基本尊重。
馬斯克的政治立場與政策爭議，直接衝擊其企業聲譽與股東利益。2025年第一季，特斯拉盈餘較去年同期暴跌71%，並經常成為電視節目《週末夜現場》的嘲諷對象。部分特斯拉經銷商更遭遇蓄意縱火與破壞行為，象徵其品牌形象在特定群體中已然崩塌。
此一現象，也讓特斯拉董事會與投資人面臨壓力，雖然表面上仍支持馬斯克領導，但企業治理上的風險日益升高。而SpaceX的發展也因其與政府的特殊關係而引發「利益輸送」與「政策換利」的質疑。
非選舉產生的權力：民主體制的隱憂
馬斯克之所以成為抗議者口中的「全民公敵」，還在於他未經選舉就掌握龐大政府權力。從移民政策到政府預算，從資訊調閱到資安策略，DOGE在他領導下不但逾越行政體制慣例，更對公共治理的正當性造成侵蝕。
西迪基在他去年出版的《無法被制衡的權力狂：伊隆·馬斯克的崩壞》（Hubris Maximus: The Shattering of Elon Musk）新書中指出，馬斯克的權力來源並非制度授權，而是仰賴財富、聲量與網路平台的「超制度的動員力量」。他是一位自我感覺良好的個人主義式英雄，將個人理性與效率置於民主政治之上。而這種將平台、金權與行政權一體化的治理邏輯，正是對民主本質的最大挑戰。
馬斯克現象與「新權貴」危機
馬斯克的政治參與，不僅是一位企業家的向右急轉，更象徵著一場結合技術、資本與國家權力的「新權貴崛起」。當他揮舞著鏈鋸站上保守派政治舞台，不只是譁眾取寵的行為藝術，更是對「政府為人民服務」基本理念的挑戰。
共和黨策略顧問墨菲（Mike Murphy）直言：「他不像過去的總統顧問那樣提供見解，而是毫無準備地掌控實權。」這種橫柴入灶、目空一切的姿態，引起自由派人士的不安，也讓美國民主體制面臨危機。
馬斯克如今的人設崩壞，正反映著一個警訊：當我們將未經民主授權的科技巨擘交予國家權力時，或許我們得到的將不是創新與未來，而是傲慢與專擅。他或許是一位改變世界的企業家，但行使政治權力則必須接受民主制度的倫理與檢驗。他的效率論、菁英主義與技術至上觀點，不應凌駕於公共利益、社會保障與制度程序之上。道理很簡單，因為政治從來不只是管理或效率問題，而是關乎價值選擇與社會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