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利用「南京照相館」操作仇日仇台　就是戰爭的預備動員

近來，在社群平台reddit，不時出現簡體字使用者，向台灣民眾發問，是否知道南京大屠殺？灣灣怎麼看待日本？果不其然，宣揚中共官方愛國主義敘事、鼓動反日仇日意識的電影「南京照相館」於一週前在中國上映了，就安排在習近平即將於9月3日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前一個月，在tiktok不時發現情緒激昂、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中華青年兒女控訴日本──一個全稱的日本，而非區分軍國主義時期的日本與和平憲法時期──的罪行。

「南京照相館」要傳達的是合理化高漲的中國國族主義復仇情緒，就像一位觀影完後的中國博主小姊姊說：「我就剩恨了，我要跟他們(指：日本人)不共戴天！」也有中國家長反映「孩子看完電影失眠，問為什麼我們不報仇」。美其名愛國主義教育，實則在包括心智未成熟的中國幼童、少年與廣大人民群體中灌輸仇恨意義。

在心理學者巴爾-塔爾(Daniel Bar-Tal提出的衝突信念(ethos of conflict)中，「南京照相館」傳遞出了1. 正當性信念：我們的立場是正義的、合法的，有歷史或道德依據；2.安全信念：我們面臨嚴重威脅，對方(日本)的存在或意圖威脅我們的安全；3.正面自我形象：我們是道德的、理性的、愛好和平的群體；4. 對敵人負面形象：對方（日本）是不可信、侵略性、殘酷或非理性的敵人；5. 民族團結信念：在此衝突中，我們必須團結一致，避免內部分裂；6.受害者感(victimhood)：我們在歷史上受盡壓迫，現在只是為了生存或復仇。

「南京照相館」的目標就是煽動群眾的仇恨情緒。根據心理學者普拉齊克(Robert Plutchik)的情感理論，仇恨是一種由「憤怒」與「厭惡」混合而成的高強度排他性情緒，形成一種更具敵意與排斥性的情緒狀態，這在國內的極端主義仇恨動員宣傳、族群衝突與國際間戰爭動員的宣傳中非常常見，其行動導向是貶抑、排除、毀滅、報復與剷除。

千萬別以為這只是針對「日本人」，中國外宣喉舌高志凱於在去年不就於半島電視台節目表示，二戰後有大量日本人留在台灣，目前台灣有10%日裔人口。這不只是謊言與血緣的聲稱，而是辨識「敵我」的政治語言。這不就對上了？台灣人中有大量的日本人，而這些在台日本人後裔與「南京大屠殺」中的日軍是同一種人，是中國人的敵人，同屬同仇敵愾的仇恨對象。

中國想要兼併台灣，這是明擺著的事；一條通過灰色地帶作戰，天天侵擾台灣ADIZ、在網路虛擬空間進行認知戰，不實剪斷位於台海的國際電纜、製造虛假訊息、主張所謂「北平模式」、在台佈樁、收買在地協力者，干擾賴政府施政、製造台灣混亂的社會氛圍；第二條是以軍事手段進行武統，從對台灣進行激烈到飽和攻擊到封鎖台海讓台灣因各種資源困乏而內亂、投降不一而足。

然而令人憂心的是，台灣社會中仍有部分人輕忽灰色地帶作戰的實質危險，兒樂於形塑賴政府面對中國「無能」的形象，有助於在野黨的攻勢，因而對灰色地帶暗自叫好，或是更阿Ｑ地認為，中共武統只是嘴巴講講，「短期內」中國也不會武力犯台，從蔡到賴政府都在利用「抗中保台」攫取一人一黨的政治利益。而更「精緻」的反戰派，則是反對更高的國防支出，倡議1. 並不能讓我們更安全，反而加深了雙方的敵意螺旋；2.更高的國防支出對拖累經濟增長與就業。因此，強化武裝或軍事化對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這也無怪乎布爾采夫與戈洛德(Dmytro Burtsev and Vita Golod這兩位來自烏克蘭的學者日前於知名網誌外交家(The Diplomat)發表專文，直指「許多台灣人仍然認為戰爭不可想像。多年的和平與繁榮削弱了這種迫切感。與烏克蘭人不同——烏克蘭人在2021年底開始接受入侵是不可避免的風險—許多台灣人則對戰爭保持心理距離」，他們更進一步申論，烏克蘭人的國族身份認同意味著民主、主權與反抗帝國主的統治，而台灣，「則更多是由文化和生活方式塑造的，而不是生存的政治承諾。」這裡的生存，顯然是指國家生存。

當一個國家內為數甚多的人民對地緣政治威脅缺乏警覺，甚至，對自由民主與獨裁統治的路線抉擇變得「無所謂」的時候，同時，威脅來源卻升高衝突信號，激發中國民眾滅敵意識時，民主台派不得不承認，台灣民主鞏固的植被正在被中共統戰、島內親北京媒體與政治人物這些年帶來的混合紅藍白色的土石流沖刷地越來越薄，這無異提高中國武力犯台—無論是採取速戰速決式的飽和攻擊，還是中長期性的封鎖台海圍島—的動機。

速戰速決式的作戰—取勝模式一向是兵家嚮往的目標。回顧歷史，大日本皇軍陸軍曾妄想「三月亡華」，但因為錯估了「當時」中國人的抵抗意志以及美國政府的態度而使自己深入中國戰場的泥淖；普丁的「特別軍事行動」也也因為低估了烏克蘭人的衛國意志使戰爭步入第4個年頭；希特勒也希望通過閃電戰的低成本方式獲取生活空間，雖說對法國的戰鬥(只花了六週！)嚐到了一些甜頭，但是在波蘭戰場卻嚐到了苦頭，即便只花了五週的時間擊敗波蘭，但第三帝國也損失了25%左右的坦克。

此外，閃電戰也並未嚇退英吉利海峽外的英國，本土未受到襲擊的美國在1938年後開始成為自由世界的兵工廠，這成為二戰中最重要的戰力消長的決定性因素。光是戰鬥用的飛機，美國一年的產量竟可以高達9.5萬架，不消說改變戰局的「曼哈頓計畫」。

越戰幾乎掏空了美國的常規軍備。越戰結束後，美國在卡特與雷根政府任內著手重整軍備，而雷根總統上任後更進一步推動「和平透過力量」(peace through strength)的國防概念，實施史上最大規模的軍備擴張，包括戰略防禦計畫(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SDI)、B-1轟炸機、航母艦隊現代化等措施，為冷戰末期的軍備競賽奠定基礎。

美國戰略與國家方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y and American Statecraft)副主任沃森(Mike Watson)指出，「歐洲正遭受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戰爭，中東正深陷漫長而血腥的衝突，紅色中國則在為戰爭瘋狂地武裝自己」、「如果習近平發動戰爭....美軍的遠程導彈將在戰鬥開始後的幾天或幾週內耗盡」。同理，美軍如想對中國的戰爭中「速勝」的幻想同樣是不切實際的，美國必須迅速重整自己的常規戰備生產能力，川普借助外國力量使美國再工業化的策略或許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媒體報導，韓國在承諾投資美國造船業1500億美元後，派出的工程師發現美國造船廠的焊接設備仍停留在1970、80年代的水平。美國或許在核武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擁有非凡的製造能力，但常規軍備的生產設備與效率如未能趕上世界水平，恐怕無法支撐曠日費時的持久戰。

這不只是美國獨有的困境，而是整個自由世界共同面對的戰略警訊。2023年03月，歐盟國家領導人承諾提供烏克蘭至少100萬枚155釐米榴彈砲。半年後，德國國防部長坦承無法達標。歐盟國家誇大了自己的產能，根本生產不出這個量。而北韓業已向俄羅斯提供了580萬枚各式砲彈。考量到在2024年，歐盟27國的GDP高達19.41兆美元，而北韓僅有296億美元，北韓的經濟規模僅歐盟的0.153%，凸顯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自由世界儘管擁有壓倒性的經濟優勢，卻在軍事供應鏈的產能上，遠不如一個極權體制下的窮國。

這不是在否定自由民主制度的優越性，而是一次警告：如果自由世界無法兼顧開放價值與戰略動員能力，那麼它在與專制政權的對抗中，將逐漸喪失原有的優勢。

世界西洋棋王卡斯帕洛夫(Garry Kasparov與友台的立陶委前外交部長蘭斯博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說得直白：「今天的危機需要果斷行動─不是旨在防止戰爭的合作與漸進主義，而是承認戰爭已經到來，現在是戰鬥的時刻。」無論美國對台的關稅是維持20%或更高，民進黨政府不應再受制於大罷免與關稅戰的結果，國防部與外交部都可以考慮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梁文傑，即時地、規律性地召開記者會，向台灣民眾誠實地說明台灣當前的危難，以及工作面臨的困難、阻礙及解決之道，以民主、透明性爭取國人的支持；國家領導人層級尤不應時時直上火線，而應在大政方針上進行有序的議題設定，綜合各部會提出的困難中擘劃國家發展的方向與目標，勇於承認「備戰就是避戰」已經是過去式，我們就在戰爭中：將每天視為進入緊急狀態的前12小時的態度，承擔起盡全國之力守護國家主權的主導權，否則，台灣的未來，很可能將由北京所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