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頓的兩篇文章　反映出美國新右派要告訴我們什麼？

美國前國務院資深顧問惠頓（Christian Whiton）近日接連發表兩篇與台灣有關的文章：〈台灣如何失去川普〉（How Taiwan Lost Trump）與最新的〈台灣應該怎麼做〉（What Taiwan Should Do）。前者以直接、甚至不客氣的語氣，批評賴清德政府「選邊站錯」，與共和黨新右派價值格格不入，導致川普重返白宮後，台美關係遇冷、關稅飆升、過境安排觸礁，引發台灣社會廣泛的討論；後者則進一步提出一連串具體政策建議，從自主防衛、強化每台軍事合作、提升台灣主體意識，經濟改革，涵蓋軍事、外交及經濟等面向。

這兩篇評論確實反映出共和黨新右派圈內真實存在的政治氣氛：盟友若不強力表態支持，就不值得美國付出代價支持。另一方面，惠頓的論述也暴露出對川普決策邏輯的選擇性詮釋，以及對台灣外交與內部條件的某些誤判。本文在此主要想釐清的是台灣面對的美台政治、經貿關係等議題，並非單純「站錯邊」的問題，而是外交遊戲規則正被川普時代的個人化、對價化、再定價化重新改寫，而且這一切，都嵌在更廣泛的中美博弈與兩岸戰略之中。

惠頓先前將川普政府對台課以20%關稅、取消過境安排，與台灣的政治立場直接掛鉤，認為是「沒拍共和黨馬屁」的後果，這說法只能說是見樹不見林。川普的外交與貿易政策核心，從來不只是政治傾向的親疏，而是交易導向的利益交換與霸權成本的重新定價。

川普說過「關稅是字典裡最美的詞」，他的世界觀中，盟友關係並非免付費服務，而是一種現代版的「朝貢體系」（modern tribute system）：誰先出價、誰讓他有可標榜的政績，誰就能獲得豁免或賞賜；反之，誰沒有立即展現「可計算的貢獻」，就要付出代價。這種模式在美日貿易、北約防務分擔、甚至對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的談判中，都曾出現。

因此，無論台灣是否第一時間致電祝賀、是否與美國的哪一派系較密切，這些多是表面理由。真正決定關稅、軍售、外交安排的，是台灣是否在川普定義的議題上「付得夠多」。惠頓將懲罰關稅簡化為「政治站錯邊」的結果，其實低估川普政府經濟民族主義與利益再分配的制度邏輯。

惠頓在最新的主張中，聲稱台灣在軍事安全領域台灣應仿效以色列，公開承諾不要求美軍流血，並投資建立以無人機、衛星網絡與民兵制度為核心的自主防衛能力。他的初衷是消除美國國內「安全搭便車」的疑慮，提升台灣自我防衛的形象，這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這樣的宣示和美國長期維持的所謂戰略模糊政策，顯然有矛盾之處。雙重嚇阻的邏輯要求同時對北京與台北發出訊號：對北京保持美國可能介入的不確定性，以防其輕舉妄動；對台北則提醒美方援助不是無條件，以防止冒進行為。

假設台灣總統明言不期待美軍出兵，可能出現兩個後果：其一，中方誤判美方準備放手台灣；其二，削弱美方戰略模糊的嚇阻力，讓華府在危機時缺乏彈性操作的空間。因此，惠頓的說法可以說是不夠細膩，或許更可行的做法是設法保留戰略模糊的核心，同時強化自主防衛的外部形象。例如，在對美與對內溝通時強調「台灣會全力自我防衛、不做安全搭便車」；但對外，尤其在對中國方面，則保留「美台協同防衛」的可能性。簡言之，或許可以用「台灣會全力防衛，但準備與美國及其他夥伴協同作戰」取代絕對化的「不要求美軍流血」，以兼顧自衛決心與嚇阻效果。

另外，惠頓的評論看來是建立在台灣內部能在防衛、經濟與外交上形成一致方針，並且能跨黨派維持連續性的假設上。但現實情況是國內政治的尖銳對立經常使得外交政策缺乏延續性，甚至在對美談判中無法達成一致的看法，因而削弱台灣對外談判的底氣和信用度。國際政治理論常談的雙層博弈，其本質是同時在國內與國際兩張牌桌上打牌，國內共識是確保對外穩定的基礎條件。惠頓雖在戰略與戰力面提出明確方向，但顯然對台灣內部政治協調程度著墨不多，這將直接影響其方案的可行性。

再者，惠頓的研析最大的缺漏之處在於忽略在台美互動中，北京是另一個「隱形的談判對象」的現實。川普政府在處理台灣議題時，常同時將之納入對中戰略布局，諸如對於台灣的外交安排、軍售進度、甚至經濟待遇，都可能成為與北京談判的籌碼。例如，本次賴總統過境紐約遭否決，表面上被解讀為台灣「不識時務」，但實際上與川普推動「川習會」、期望在美中貿易談判中換取中國讓步有直接關聯。對川普而言，暫時壓低台灣議題的能見度，有助於營造談判氣氛。也就是說，在川普的盤算裡，美台關係的「對價化」不僅是雙邊的交易遊戲，它還嵌在三邊互動中，台灣有時是直接被對價的主體，有時則是被當作向北京施壓或安撫的工具。這種角色轉換，是制定對美策略時必須納入的現實考量，惠頓的文章顯然未將之納入考量。

當然，惠頓提出其他防衛建議，包括：強化台美間軍事對話及合作、大量部署低成本無人機、建立獨立衛星通訊網，結合感測器與分散式指揮系統，汲取烏克蘭戰爭的啟示等不對稱戰力提升；以及推動瑞士式全民防衛體系，分散武器庫，強化都市以外的防禦縱深等，這些方向在原則上可供參考，因為它們對台灣在長期防衛實力提升，以及短期內補強防衛韌性、降低外援依賴有幫助。當然，台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包括國防採購效率、法規鬆綁、提升社會心理準備等配套措施，仍待努力補足。

然而，惠頓文章中的核心提醒，「讓美國看到具體利益」，對台灣仍有啟發性，不論是否認同惠頓的意識形態，他的評論反映出一個重要趨勢：川普2.0時代的美台互動，將更多建立在「可見、可計、可交換」的利益基礎上。對台灣而言，對美外交的調整方向至少有三：第一、跨黨派維繫人脈，不押寶單一政黨或派系，維持在華府的制度性人脈網，確保政權更迭不致造成外交斷層，同時降低北京利用美國政黨分化的空間；第二、主動提出對價方案，在軍售、能源、科技合作上，設計能讓美國「立即看見成果」的提案，例如加碼軍購換取優先交付，或在能源合作中引入美企投資；第三，共和黨新右派的語境中重新包裝台灣價值，將台灣安全與美國經濟利益直接掛鉤，讓「挺台」對美國內政利益有感，並同時向北京釋放台灣防衛與國際合作的雙重訊號。

惠頓先前以「台灣如何失去川普」的主題作為提問，挑動台美關係的敏感神經，也迫使我們思考川普時代的遊戲規則。但台灣真正的課題不是單純取悅川普，而是如何在美國任何總統的對價外交下，持續維持方向感與談判槓桿。這不只是政府的功課，也需要全民理解一件事實--美國不會「理所當然」地無條件支持台灣。

最後，我們的目的並不在於反駁惠頓的評論，而是在於思考到底可以從中獲得什麼樣的啟發？在川普的對價外交時代，台灣若要有效維持對美談判的槓桿，國內意見的整合，應該是對美談判的入門磚。如果防衛戰略、對美讓利範圍或外交推動的節奏在國內都缺乏基本共識，不僅會讓對方輕易挑動分歧，也會讓美方懷疑台灣是否有執行協議的穩定性。

「一致對外」不是口號，而是需要在國內政治競爭中劃出不可碰觸的底線，確保不論執政黨輪替，對外談判的核心立場不致動搖。我們必須以實力、利益、節奏與內部團結為基礎，才能贏得在新遊戲規則與三邊互動下的話語權與安全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