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8月21日四叉貓爆料黃國昌兒子疑似美國籍已經16天了，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外界卻始終無法從黃國昌口中得到「是」或「否」的答案。黃國昌不正面回答的理由也很簡單，因為回答了這一題，他接著要回答更多的問題，包括：你的孩子是剛好在美國生還是刻意去美國生？接下來有沒有要在台灣服兵役？他小小年紀繼承土地有沒有贈與稅的問題？甚至連當初太太去美國生產是否為投資移民？這背後有沒有稅務財務的問題等等？問題一個比一個更棘手，將嚴重衝擊黃國昌「正義戰神」的人設。
也因為這個問題太令黃國昌難堪，所以他索性把提問的記者當成攻擊的對象。看到一群記者堵訪，黃國昌怒不可遏地說：「不是說沒有聯訪嗎？你們這樣搞得大家都很累。」看到拿著《鏡電視》麥克風的記者更宛若仇人相見，一張嘴就是：「怎麼你笑得那麼尷尬，你是被上面指派下來的嗎？」聽到記者問他美國律師執照是否過期的問題，他滿臉輕蔑地說：「這是什麼白癡問題。」他的臉一陣青一陣紫，有時動怒有時詭笑，講了半天就是沒有回答任何問題。
每遇到不喜歡的問題就攻擊記者，早已是黃國昌的慣性。像前幾天被問到有沒有在「司法走讀」時勒警察脖子就又故態復萌，他先是嗆聲提問記者說：「這不是你的『獨問會』，你夠了嗎？可以了齁！」接著又稱：「你跟昨天的警察一樣，是被上面交代任務下來的。」他沒有區辨記者是否專業的能力，最後索性直接進行人身攻擊，目的是不讓記者有繼續追問的空間。
把媒體分成三六九等，再進一步以「友我媒體」與「敵對媒體」來區分記者，的確是不少政客在面對媒體時的慣性與通病。只是一般的政治人物總是這樣的區辨放在心中，默默地觀察應對；像黃國昌這樣被問到不爽就攻擊記者或直接貼媒體標籤的政客，在政壇上還是極少數。一般而言，當政客對自己的處境越焦慮不安之際，其對媒體的攻擊性越強；相反地，當政客對自己的一切感到游刃有餘時，則較能與媒體和諧相處。黃國昌動不動就攻擊記者的行徑，反映的其實是他焦躁無所措的內心。
2020年總統大選前的韓國瑜，由於民調大幅落後蔡英文，他竟在總統大選辯論會上公開嗆《蘋果日報》提問人「良心被狗吃掉了」、「（蘋果日報）是個沒水準的媒體」。同一個場合裡韓國瑜到處引戰，還要《三立電視台》改成「兩立」、「為什麼少一立？因為沒有良心。」其走投無路，困獸猶鬥的態勢與現在到處罵媒體的黃國昌如出一轍，最後果然選舉大敗，連市長職位都不保。又例如2006年到2008年執政的民進黨因扁案搞得滿臉豆花，與媒體的關係惡劣，民進黨甚至要求我當時所屬的中時報系記者不得進入中央黨部採訪，最後果然選舉時輸得一屁股，乖乖交出政權。
與媒體的關係常常是政客當下處境的一面鏡子。柯文哲案爆發一年以來，民眾黨與媒體的關係極度緊繃，前者無力面對一件又一件柯文哲到處收錢的醜聞，最後索性也開始攻擊媒體，把報導柯案最多最詳盡的《鏡周刊》蔑稱為「鏡檢」，宣稱這是「政媒複合體」對柯文哲民眾黨的無情打壓。他們不想與社會對話，只希望能保住為數不多的激進「小草」。只是，從2008年的民進黨到2020年的韓總機，從藍到綠再到今天的白營，那些膽敢公開罵媒體出氣的政客最後總沒一個好下場。
媒體記者既不是政黨的傳聲筒，更非政客的跟屁虫，政媒之間維持著互相尊重卻又帶點緊繃的關係，才是最理想的距離。像黃國昌這樣，欺軟怕硬、敢做不敢當，以踐踏年輕記者來掩飾自己內心恐懼的政客其實是最等而下之的政客。雖然黃國昌暫時躲閃了自己兒子是不是美國人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將會如鬼魅般與他的從政生涯如影隨形，讓他付出意想不到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