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佩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終身特聘教授、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第 54 屆「太平洋島國論壇」（Pacific Islands Forum, PIF）甫落幕，外交部亞太司林昭宏司長於 9 月 16 日記者會上宣布，台灣將在三年內捐贈三百萬美元支持「太平洋韌性基金」，以協助區域應對氣候變遷與推動永續發展。這筆金額與日本的承諾額度相同，凸顯台灣作為「發展夥伴（Development Partner）」的積極角色。雖然台灣因主辦國安排未能直接出席本屆論壇，但會後公報再次確認 1992 年以來對台灣參與 PIF 的定位，重申其地位不變。外交部在國際參與空間受限之際，仍以務實作為維繫台灣能見度，值得肯定。此一宣布，不僅展現了靈活外交策略，也體現了台灣長期對區域責任的承擔。
PIF 的地緣政治與區域治理意義
一、區域主義與小國集體行動
PIF 自 1971 年成立以來，成為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區域組織。其功能不僅在於經濟與技術合作，更在於提供小型島國一個集體發聲的場域。根據「小國外交理論」（Small State Diplomacy)，小國若單獨行動往往受制於大國，但透過集體組織則能累積談判籌碼，提升能見度。PIF 即是此一模式的具體展現。
二、太平洋島國的戰略地位
當前太平洋地區已成為美中競逐的新前線。美國強調「自由開放的印太」，中國則以基礎建設和警務合作爭取影響力。PIF 提供這些島國維持自主性的機制，讓它們能以「太平洋之道」（Pacific Way）的共識，平衡大國壓力。
三、全球治理與道德權威
PIF 在氣候外交上尤其具影響力。作為氣候變遷的第一線受害者，太平洋島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COP）上，能以「藍色太平洋」倡議突顯海洋治理與環境正義。台灣選擇透過基金捐助加入此一倡議，顯示出政府政策的前瞻性與責任感，這不僅有助於形塑台灣的國際形象，也實質支持區域共同利益
台灣參與 PIF 的歷程與戰略意涵
一、從發展夥伴到責任利害關係人
台灣自 1992 年起以「發展夥伴」身分參與PIF。雖非正式會員，但透過農業技術、醫療援助、教育合作與基礎建設，台灣長期扮演「責任利害關係人」。依據「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外交觀點，國家身份可透過實踐與互動建構，台灣正是以持續貢獻來鞏固其存在感。
二、外交困境與區域挑戰
中國近年在南太平洋擴張影響力，2019 年索羅門群島與吉里巴斯轉向與中國建交，對台灣形成外交壓力；然而，帛琉、吐瓦魯、諾魯、馬紹爾群島等邦交國仍透過 PIF 堅持支持台灣。這凸顯台灣外交的雙重挑戰：既要維繫邦交穩定，也要持續在非邦交成員國中爭取支持，避免區域孤立。
三、結構性侷限與外交風險
首先，台灣在 PIF 的身份僅止於「發展夥伴」，缺乏正式會員的投票權與決策力。即便有資源貢獻，仍受制於制度邊界，難以直接影響政策走向。換言之，台灣參與雖能維持存在感，但結構制約下只能扮演「邊緣行為者」。
其次，PIF 的制度運作強調「會員優先」。若主辦國或多數成員基於政治考量限制發展夥伴參與（如今年不邀請與會），台灣便只能被動接受。這顯示台灣參與程度易受外部環境影響，缺乏自主性。
在潛在外交風險方面：
其一，對外依賴風險。台灣捐助基金雖能提升能見度，但若被視為單純的「金援外交」，則可能削弱「責任夥伴」的形象。資源有限的小國外交，若過度依賴金錢投入，容易陷入「援助競賽」的窠臼。
其二，地緣政治風險。美中競逐下，台灣若與美、日、澳過度綁定，可能被部分 PIF 成員視為「大國競爭的延伸」，從而影響其接受度。島國雖重視援助，但同時強調自主性，若認為台灣介入過深，可能產生反效果。
其三，外交資源分散。台灣國際空間有限，若對太平洋投入過多資源，恐壓縮在其他地區的外交靈活性。如何在「有限資源」與「最大效益」之間取得平衡，是一大挑戰。
台灣的策略選項
在現階段，台灣需鞏固邦交橋樑，例如透過吐瓦魯等友邦在 PIF 發聲，確保不被邊緣化。同時持續推動「資源外交與價值外交並行」，以象徵性捐助配合技術援助，避免淪為單純的金援角色。
在這一過程中，外交部善用有限資源靈活布局，既符合國家利益，也展現政策智慧；未來，台灣應朝三方向努力：
第一、專案導向合作：推動災害管理、漁業、數位基礎建設等專案，以知識換取參與。
第二、多層次外交：結合 NGO、學術機構、企業，塑造「社會化參與」，降低外交孤立風險。
第三、戰略整合：將太平洋視為印太戰略的重要環節，透過與美日澳協作，兼顧區域安全與發展。
PIF 是台灣維持國際空間的重要平台，但其結構性侷限與外交風險不容忽視。台灣的三百萬美元捐助固然象徵承諾，但若要超越「邊緣行為者」的定位，必須在有限資源下更精準地布局，從「援助」轉向「合作」，從「依附」走向「責任夥伴」。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太平洋這一戰略熱區中，不僅維持存在感，更在全球治理中發揮長期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