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的陰影與投影──一篇給當下台灣的省思

「光復」二字，在臺灣的公共語彙裡，往往帶著厚重的情感與歷史張力。對某些人，它是「終結殖民／異族統治」的慶典；對另一些人，它是「他者敘事」的投射，是來自政權或歷史教科書的施加。究竟，「光復」是誰的故事？它的「光」與「復」，照亮了哪些人？又遮蔽了什麼陰影？

當我們把視線拉回到1945年10月25日這一天，臺灣在日本統治結束、軍事投降交接之中，成為一個典型的歷史轉折點。許多官方聲音以此為起點，宣稱「中華民國光復台灣」，視為殖民體制的終止與主權的回歸。這一敘述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也是中華民國建構自身正當性的重要符碼。

然而，當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觀看──從在地思考、從國際法脈絡、從族群與認同的變化──「光復」或許不只是慶典那麼簡單。它可能是一種敘事策略、一種權力場域的宣示，也可能是一塊未完全揭露的鏡子，映現出歷史斷裂、認同困惑與政治張力。

首先，我們要承認：任何宣稱「光復」的敘述，都同時具備三重面向──法律性（國際法與條約脈絡）、象徵性（民族主義與主權認同）、以及敘事權力（誰有權決定歷史怎麼說）。

在法律性層面，「光復論」面臨一系列複雜的質疑。譬如：日本在二次大戰後簽訂的《舊金山和約》，確實載明「日本放棄對臺灣與澎湖之權利、權利名義與請求權」；但該條款並未明確將這些主權轉交給哪一個主體。因而，有學者主張這並不自動構成中華民國對台灣「領土主權」的法律承認，而只能說明日本放棄其統治。接著，若要主張中華民國取得主權，還需要其他國際條約依據，以及承認該主權主體之他國接受與承認。

因此，「光復」若要站在國際法上成立，並非只是單純「軍事接收」，更必須回到：「主權可轉承嗎？」「誰同意？」「是否存在原住民或其他在地社群的自決性？」這些問題。否則，「光復」不過是一種入場宣示，而非完成的主權轉讓。

接下來是象徵性層面。許多人支持「光復」這一說法，不只是因為它意味「抗戰勝利」和「結束日本統治」，也因它與中華民國的國族認同深深交纏。從此論述出發，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主權終將完整回歸；同時，「光復節」亦成為政治與教科書語彙的組件，幫助構建某些世代對於「中華民國與中國文化」的情感歸屬。

但象徵性正是最容易被政治操作與意義爭奪的場域。當社會認同結構轉變、世代更替、歷史視角改寫，「光復」所代表的情感與價值，也不再是單一、不變的符號。對於一些台灣人而言，「光復」可能帶著外來政權色彩，是他者決定「我們的過去」；對另一些人而言，它仍是一段必須理解、但不應然接受的敘事。

最後，是敘事權力的層面：誰在制定「光復」這個概念？誰選擇什麼語彙替代它？學校課綱、政治宣傳、公共紀念，都揉雜了世代衝突、政黨立場與歷史研究的交互影響。當一種敘事長時間壟罩公共空間，某些聲音被放大，某些聲音則未被充分聆聽。

因此，「光復」不應被視為一個中性的歷史事實，而是一個始終在權力場域中競爭、被賦形的符號。理解它，首先要將它從「理所當然」位置拉出來，置於歷史、法理與認同的交會處，重新檢視其合理性與限制。

若我們從社會學與認同政治的視角觀察，光復論述不僅是政治菁英說什麼，而是世代如何感受、如何相信、如何拒絕。

許多早期成長於戒嚴前或戒嚴時代的台灣人，對於「光復」這類語彙，更可能帶著強烈的家族敘事與歷史記憶：父母或祖父母經歷戰爭、遷徙、與國民政府治理的過程，「光復」便不只是抽象名詞，而是他們口中敘述過的苦難、重建、政權變遷與文化衝突。

然而，對於年輕世代來說──特別是在二十一世紀成長、透過多元媒體與全球視野接觸歷史與政治，他們可能對「光復」一詞不再自然而然地認同。對某些人而言，它可能太過權威、太過象徵他者而非自己；對另一些人，它或許只是一段教材、一段紀念活動、缺乏個人情感依附。年輕世代對於課綱、歷史教學的敏感，也使「光復」成為他們質疑或重新定義歷史的切入口。

世代間不同對「光復」的反應，也代表了整個社會對過去敘述的擺放位置：既是傳承，也是再造。誰承襲了這個敘述？誰願意拆解它？誰要用新的觀點、語彙重新說？

除了世代之外，族群身份與在地性，也是再思考「光復」時不可忽略的面向。臺灣不是一塊單一同質性的社會：漢人移墾者、閩客族群、外省／本省對立、原住民族群，乃至近年來的新移民後代，皆有不同歷史記憶、語言文化與認同軸線。

對某些族群而言，「光復」也許代表結束日本時代的壓迫、重新進入華語體制；但對原住民族來說，1945的變動可能並不意味主權的真正落實，而是另一種文化與政治支配的延續。從這個意義上講，「光復」可能只是另一種主權形式替代，而非真正的在地自治與認同實現。

再者，在地性思維要求我們把台灣作為一個主體、而非一塊殖民地的「回歸目標」。如果我們以「台灣主體性」為出發點，光復語彙中「回歸中國文化」的色彩就需要被質疑與重寫。是否有可能創造不同形式的公共紀念、不以「光復」為核心符號，而以「解構－再想像」的方式，探究更能彰顯台灣多元身分的歷史轉折符號？

除了歷史與認同層面，光復這一敘述在今天的政治與制度環境中仍然具有「能量」。它不只屬於過去，更關連到當代選舉語碼、政黨競爭、兩岸論述與國際溝通。

「光復」作為一個公共符號，曾經被主要政黨作為歷史合法性與主張的基礎。舉例而言，在某些政黨內部（尤其泛藍陣營中），維護「光復」語彙與其派生的紀念日、教科書語文，具有捍衛中華民國主權（或延續性）的象徵作用。這也意味，若某政黨願意淡化「光復」語彙、修正光復節的名稱或概念，很可能被視為「割裂過去」、「放棄民族認同」的行動。

對立地，支持教改、本土化、強化台灣主體性者，常常試圖調整或弱化「光復」敘述，提出替代性的紀念日、歷史觀點、課綱名詞替換等等。這種政治角力，其實不只是詞彙遊戲，而是對於認同主權、是否承認中華民國政治形態、與台灣未來定位之間的連結。

不可忽略的是，「光復」語彙在兩岸語境中，也帶著敏感的政治訊號。一方面，中國大陸官方在某些場合仍使用「台灣光復」表述，強化「一中」論述之下「台灣本來屬於中國」的敘事張力。另一方面，在臺灣自身若持續使用「光復」這一詞彙，無論是否帶有完全不同的內涵，也難免被置入國際觀察者對兩岸爭議的語義網絡中。

尤其當台灣在國際場合爭取名分、或與友邦建立關係時，任何歷史敘述若顯示「主權尚未完全釐清」、或「受前政權遺緒影響」，都可能被捲入外交敏感的解讀。對一個自我定位正在變動的社會而言，這不只是內政符號，也可能是外交風險或資源。

最後，也是更具希望性的一面──光復語彙的再思考，或許正是台灣「歷史去殖民化」的機會之一。換句話說，若我們能跳脫純粹接受／拒絕的二元對峙，轉而以「批判承認＋再創造記憶」的方式，或許能開發出新的公共符號：例如與在地社群共同設計紀念形式，以時間軸與敘事多元化為原則；以「1945之後」為歷史交錯的起點，而不是單一的「回復」敘事。

在這樣的思路之下，台灣社會可以試圖發展Reconciliatory memorialization（和解式紀念）：承認過去殖民與治理傷痕，尊重不同族群與世代的感受，同時不隱藏政治對抗的現實；並且以「共存記憶」的方式，創造一個能同時包容「抗日壓迫經驗」、「外省移墾世代敘述」、與「在地族群自主／自我決定脈絡」的新語彙。

這樣的方式，不是要否定「光復」在某些世代裡的情感意義，而是要讓那情感成為社會對話的一部分，而非默認共識的唯一敘述。藉由公共協商、教育改革、以及開放紀念空間的方式，台灣才能真正把過去變成一種「共享但不一致認同」的素材，而不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權威宣示。

回到起點──「光復」究竟是誰的光？又恢復的是什麼樣的復？當我們梳理了法律、認同與政治當代性的層面，就會發現：光復既非純然的正義與回歸，也非單純的虛構與操弄，而是一個仍在移動中的歷史符號。

在這個符號背後，既有戰爭與政權變動的真實，也有世代身份認同的重塑；既有記憶與情感的依附，也有權力與敘事的角力；既可能成為承續某些群體的共同牽掛，也可能被視為必須超越的宿命性包袱。

臺灣社會，不能簡單地將「光復」當成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也不應任意抹除它在某些人心中的重量。但我們可以──也必須──將它從「教條」的鎖鏈中解放出來，讓過去的記憶不僅為單一主權敘事服務，而成為一塊可供爭議、釐清、修正與想像的公共空間。

或許，在不遠的將來，台灣不必只是「光復」或「未光復」的二元選擇，而能以一種多元世代共構的「歷史創生場域」來承載過去與未來。唯有如此，台灣才能真正走出殖民性與外來敘事的陰影，以一種新的歷史倫理，面對自己，也邀請世界一同見證屬於這片島嶼的自我決定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