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振榮表示，在當前的 AI 時代，台灣整個高科技產業的股價表現亮眼。他提到，在AI算力中心這一環節中，台灣的角色主要是製造伺服器。對於 AI 供應鏈的利潤分配，施振榮幽默地比較了伺服器與個人電腦（PC）的製造差異。他笑稱，製造伺服器的利潤情況「至少比PC好賺」。
他以製造 PC 為例分享心得：「賺了半天呢，一方面 Wintel（指 Windows 和 Intel）賺走了，另外一方面零組件業者賺的比系統公司還多」。相較之下，伺服器業務對台灣來說，「有賺頭」。不過，施振榮也點出，儘管台灣在硬體製造方面表現突出，但「真正賺最多錢的是輝達」。
施振榮回顧早期產業狀態，表示當時的電腦公司和 IC 公司多屬於「垂直整合」。例如，IBM、DELL、HP 等電腦公司都會自己生產半導體，日本科技產業曾因垂直整合做得很好而位居世界第一。
然而，這一切被台灣打破。施振榮提到，宏碁在1983年開始嘗試走出一條不同道路。由於當時全世界的電腦公司都自己生產，宏碁沒有代工機會，因此選擇用自己的品牌將產品打出去。當國際發現台灣設計的電腦產品具有競爭力且品質良好後，代工模式便隨之產生。
這項轉變催生了「許多不作電腦的電腦公司」，甚至連宏碁自己也成為了「不作電腦的電腦公司」。隨後，台積電更將晶圓代工發展成一個獨立的分工環節，確立了產業的垂直分工模式。
施振榮指出，1991 年《哈佛商業評論》就曾提出產業典範轉移的觀點，但當時的英特爾（Intel）並不認同。三十幾年後，情勢證明了典範轉移的力量。他分析英特爾最終「敗下陣來」的關鍵，儘管英特爾的晶圓代工技術領先，但成本極高，而且英特爾後來CPU生產上遇到良率不佳的問題，導致產品無法產出。
施振榮表示，當時英特爾在 x86 市場握有超額利潤，可以負擔晶圓代工缺乏競爭力的成本。但當良率不佳的問題出現時，即使成本高昂也無法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