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不斷清洗解放軍高層對未來攻台戰爭影響巨大

自2023年下半年以來，解放軍內部經歷了一場自1970年代以來最劇烈的政治清洗，清洗的規模與深度堪稱罕見，重災區火箭軍歷任司令員有四位，前三任都被抓（李玉超、周亞寧、魏鳳和）、超過一半的副司令員被抓（李傳廣、張振中、劉光斌被捕、吳國華傳聞在調查期間自裁身亡）及多名高級將領遭到查辦。

國防部長李尚福在公眾視野中消失數月後，於2023年10月被正式免去國務委員與國防部長職務，其問題被倒查至其執掌的裝備發展部，與火箭軍貪腐案有關。

進入2024至2025年，清洗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持續深化，例如10月中旬公布9名上將被查辦，不但有最高領導機關中央軍委，更幾乎所有軍種都有人上榜：

名單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中央軍委委員、軍委政治工作部前主任苗華，軍委政治工作部前常務副主任何宏軍，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前常務副主任王秀斌，東部戰區前司令林向陽，陸軍前政委秦樹桐，海軍前政委袁華智，火箭軍前司令王厚斌，武警部隊前司令王春寧。

每一位高階軍官都有許多門生故舊，可以推估中階軍官也有很多人被查被抓，整肅規模空前，但應該不會絕後。

習近平以反腐為名義，發動這場「史達林式清洗」（後詳），其核心目標顯然已經超出了「反腐」的需求，而是清除任何潛在的政治不忠與利益集團，確保軍隊對其個人的「絕對忠誠」。

然而，這場旨在鞏固權力的清洗，卻對解放軍數十年來現代化建設的成果造成了巨大反噬。特別是針對其設定的「2027年具備武力攻台能力」這一關鍵時間節點（據美國情報與外媒報導），在指揮、裝備、士氣三個層面，都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內傷。

「史達林式清洗」（Stalinist Purge）一詞，源於1930年代蘇聯獨裁者史達林為鞏固個人權力而發動的「大整肅」（The Great Purge）。這場清洗的核心特徵，是最高領導人出於極端的偏執（Paranoia）與對權力威脅的恐懼，對黨、政、軍高層進行的大規模、殘酷且系統性的政治清算。

其關鍵特徵有二：

1、「忠誠」凌駕一切： 清洗的標準並非官員的貪腐或失職，而是其對最高領導人的「絕對忠誠度」。任何被懷疑忠誠不足、聲望過高、或僅是「潛在」威脅的幹部（無論其功績或能力多強），都會被迅速羅織罪名並予以剷除。

2、製造普遍恐懼的寒蟬效應： 清洗的目的不僅是消滅對手，更是要透過秘密逮捕、公開羞辱乃至處決，在整個官僚體系中製造極端恐懼，迫使所有人「政治躺平」或相互攻訐，以換取自身安全。

這類清洗對軍隊的打擊最為致命。史達林當年為防範「軍事政變」，對紅軍發動了毀滅性清洗。在1937年至1938年的整肅高峰期，據統計，5位蘇聯元帥中有3位被處決、15位集團軍司令中的13位被清算、9位海軍上將中的8位被拔除、57位軍長中的50位被槍決。

高階軍官在軍中必有其派系力量或故舊下屬，史達林為了斬草除根，也有大量中階軍官遭到逮捕、流放或處決，這些人正是紅軍指揮作戰的中堅力量，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絕對可靠、但能力平庸的繼任者。

這場清洗的直接後果，是蘇聯紅軍的指揮體系與專業軍官遭到毀滅性打擊，其災難性影響首先在1939年的「冬季戰爭」（蘇芬戰爭）中便已暴露無遺，蘇軍雖擁有絕對的兵力與裝備優勢，卻因指揮系統癱瘓、戰術僵化，在芬蘭軍隊的頑強抵抗下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幾乎威信掃地。

其後在1941年面對納粹德國入侵（巴巴羅薩行動）時，再次暴露了指揮失靈、戰術僵化的致命弱點，在戰爭初期遭遇了災難性的慘敗，幾乎亡國。

由蘇聯紅軍遭到清洗後參戰的前車之鑑，吾人可以理解，一場大型戰爭，尤其是攻台這種高度複雜的聯合作戰，其成敗繫於一個穩定、高效、專業且互信的指揮體系。而本輪清洗首先衝擊的，就是這個指揮大腦。

最顯著的即時危機，是關鍵領導層的「真空」與「錯配」。國防部長是解放軍對外溝通的門面與軍事外交的執行者，李尚福的倒台導致中美軍事高層對話長時間中斷，大幅增加了危機誤判的風險。

更致命的是核心作戰單位的癱瘓，例如火箭軍作為攻台「第一擊」的戰略打擊力量，其整個領導班子被連根拔起，接任司令員的王厚斌來自海軍、政治委員徐西盛來自空軍（但徐西盛又傳出可能在2025年被查落馬），這種極不尋常的跨軍種調動，被廣泛解讀為習近平在火箭軍內部已無人可信，只能派遣「外行」來「摻沙子」。

這種倉促的「外行領導內行」，導致決策效率必定斷崖式下跌：新任將領需要時間熟悉高度技術化的導彈系統與作戰流程，而原有的指揮默契與傳承被徹底切斷。

軍內因此瀰漫著恐慌與不確定性，各級指揮官為求自保，優先考慮政治表態而非實戰訓練，導致攻台所需的複雜演訓計畫被迫延遲或流於形式，造成了作戰準備的「系統性延遲」。

如果說人事動盪是短期陣痛，那麼對軍隊專業主義的扼殺，則是長期的毒素。

解放軍過去二十年的軍事改革，核心是效仿美軍，推動軍隊向專業化、聯合作戰轉型。然而這場大清洗釋放出一個毀滅性的信號：忠誠遠比能力重要。

不管中共官方如何粉飾，以人性來看，清洗必然引發嚴重的「寒蟬效應」，當將領們看到即便是像李尚福這樣由習近平親手提拔的「嫡系」也能瞬間倒台時，他們的唯一選擇就是「政治躺平」：有能力的指揮官不敢提出創新的戰術，因為創新意味風險，風險或致失敗，而失敗等同政治不忠。

其結果必然是專業的軍事探討被政治學習所取代；複雜的聯合作戰演練，變成了「表演性」的效忠儀式。

此外整肅層級拉高到中央軍委副主席，也揭示了習近平「運動式反腐」的根本性失敗。表面上，這是為了肅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的殘餘勢力，但郭徐二人倒台已近十年，解放軍的反腐運動也號稱進行了十年。

然而理論上應早已清除積弊的軍隊，卻爆發了新一輪更嚴重的腐敗。特別是美國情報（經彭博社等報導）所揭露的，關於火箭軍「導彈灌水、發射井蓋無法運作」等駭人聽聞的細節，以及火箭軍相關的研發單位亦遭到大規模調查整肅，恰恰證明了貪腐問題從未被根治，而是早已滲透到武器研發與採購的根基。

因此這種高壓清洗更像是一種清除政治威脅的忠誠篩選，而非制度性的反腐。只要裝備採購與後勤補給的不透明體制依舊存在，「郭徐流毒」就會以新的形式變異、延續，並在關鍵時刻（如戰爭中）以致命的方式（如啞彈）爆發，持續掏空解放軍的真實戰力。

在解放軍中，火箭軍與東部戰區是執行攻台任務的絕對主力，火箭軍負責發動飽和式導彈攻擊，癱瘓台灣的防空、雷達、機場與指揮中心，並阻嚇美軍航母介入；東部戰區則負責海空封鎖與兩棲登陸。但兩個最關鍵的單位，恰恰是本輪清洗的「重災區」。

火箭軍領導層的覆滅，使其在攻台計畫中的可靠性被打上了巨大問號。如果其導彈系統因貪腐而效能堪慮，那麼解放軍「首戰即決戰」的戰略前提就已崩塌。

更值得注意的是東部戰區的震盪，習近平在福建任職時提拔的將領（被外界稱為「福建幫」）本應是執行攻台任務最受信任的「嫡系」，然而清洗風暴同樣刮向了東部戰區與相關將領，顯示習近平的信任圈已縮小到極致。

攻台第一線指揮官的頻繁異動或忠誠度受到懷疑，直接導致兩棲作戰、兵力集結與跨海投送的複雜計畫陷入停滯。這種核心戰力的「權力真空」，迫使解放軍必須重新評估甚至重擬作戰方案，這無疑將嚴重衝擊原定的2027年武統關鍵時程。

現代戰爭，特別是台海衝突，是「體系對體系」的對抗。攻台行動需要海、陸、空、天、電、網（戰略支援部隊）等多軍種的無縫協同，而這種協同，建立在長期演訓的默契與指揮官之間的互信之上。

大清洗徹底摧毀了這種互信：試想，一位新上任的東部戰區司令員，如何能信任一支剛經清洗、由海軍將領接管的火箭軍，在D日（決戰日）H小時準時摧毀指定目標？一位空軍指揮官，如何相信裝備發展部採購的戰機發動機在戰時不會出問題？

當將領們對彼此的可靠性、甚至對自己手中的武器品質都充滿懷疑時，「聯合作戰」便無從談起。解放軍內部因頻繁的跨軍種調動（例如用空軍填補陸軍空缺，或用海軍管理導彈），已造成了嚴重的「作戰不協調」。

在高強度的台海衝突中，任何微小的協同失靈（如登陸艦隊的空中掩護遲到、反介入導彈未能及時發射），都將是災難性的。這種因內部清洗而放大的協同風險，為台灣的防禦以及美日等盟友的介入，創造了寶貴的戰略窗口。

此次清洗，最終的影響將反饋到最高決策者習近平本人身上。這場清洗雖然是習近平主動發起，但也將他推入了一個「決策兩難」的困境。

首先暴露了習近平對軍隊的「信任危機」：他發動清洗，正是因為他不信任自己一手提拔的將領（無論是出於貪腐還是政治忠誠），但在替換掉這些人之後，他面對的是一群因恐懼而更會偽裝的「新面孔」，以及對武器裝備效能的深層懷疑（例如，他無法確知還有多少導彈是「灌水」的）。

他也會陷入嚴重的「資訊黑洞」：在「寒蟬效應」下，軍隊中層為求自保，必然會「報喜不報憂」。提交給習近平的戰備報告，將充斥著虛假的訓練數據和誇大的裝備妥善率。

這導致了一個極具風險的悖論，一方面，習近平可能因為無法掌握軍隊的真實戰力，而對發動戰爭（這場將賭上他個人政治遺產的豪賭）變得更加猶豫，從而提高了軍事冒進的門檻；但另一方面，一個被蒙蔽的最高領導人，也可能基於錯誤的樂觀資訊，而輕率地發動一場準備不足的戰爭。

無論如何，戰爭決策的「軟性因素」（領導人的信任與資訊）已經崩壞，即便解放軍的「硬體」（軍艦、飛機數量）仍在增長，其發動戰爭的能力也已大打折扣。

習近平的鐵腕清洗鞏固了指揮權，但也「拆解」了他為攻台戰爭所準備的精密機器，凸顯「政權安全」優先於「軍事擴張」。

習近平或許得到了一支政治上更「忠誠」的軍隊，但也同時造就了一支因內耗、恐懼和裝備疑慮而更「不能戰」的軍隊。

短期內，指揮鏈重組與裝備疑慮使戰備狀態下降；長期看，習的政治意志雖是關鍵，但解放軍已因內部的腐敗與恐懼，在真正跨越海峽前，先經歷了一場「不見血的潰敗」。

但台灣方面絕不能因此掉以輕心，一個被「報喜不報憂」所包圍的領導人，反而可能出於不專業的樂觀評估，而錯誤地推動戰爭，導致衝突「更快」而非「更晚」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