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文／臺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清華大學校長高為元赴美參加大學校長遴選，竟然引發一場「騎驢找馬」、「忠誠」、「誠信」的道德大審判。甚至有清大教授、校友要求他下台。10月20日，清大校務會議為此討論超過四小時，最後因出席人數不足，未能完成表決。
看了這場風波，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台灣高等教育真正的危機，恐怕不是校長想往國際發展，而是我們有些高教工作者，本身沒有能力在國際高教人才市場競爭，卻還自以為是地要求別人安分守己。
大學校長是專業領導人，不是守貞節牌坊的媳婦。擔任校長是一份有任期、有責任的工作，不是簽下終身效忠契約，更不是從此喪失個人尋求更高職涯發展的自由。
沒有能力離開，卻把留下來說成忠誠，這不是美德，而是把缺乏競爭力包裝成道德優越。
一、清大校長進入美國大學決選，難道不是台灣的光榮？
先把事實說清楚。
高為元於2025年3月獲得清大教師投票支持續任，2026年5月1日展開第二個四年任期，5月4日赴美參加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校長遴選。
這不是隨便寄一封求職信。根據公開資料，該校此次遴選共有32名申請者及9名獲推薦者，最後僅有三人進入決選，高為元就是其中之一。三位候選人必須親自赴校，與師生及相關人士會談，公開提出治校理念並接受問答。最後高為元雖然沒有獲聘，但能進入最後三人名單，已經證明他具有參與美國重要研究型大學領導職位競爭的能力。
試問，台灣有多少位大學領導者，具備足夠的學術聲望、國際視野、英語溝通能力與領導經驗，敢於參加這樣的全球公開競爭？又有多少人真正有機會進入國際知名大學的校長決選？
這才是值得台灣高教界深思的問題。
清大當初能延攬一位具有國際經歷、又能進入美國大學校長決選的領導人，難道不正是其當初遴選制度值得肯定之處？
台灣不是天天高喊大學國際化嗎？現在終於有校長具備國際移動力，竟然反過來被指責不忠誠。這究竟是什麼邏輯？
二、台灣太多校長是地頭蛇，而不是國際級高教領導人
台灣大學校長的遴選，長期存在一個令人尷尬的現象：不少人之所以能當校長，未必因為具有世界一流的學術成就或卓越領導能力，而是因為在同一所大學待得夠久，熟悉校內派系、人脈關係良好，最後在校內權力協商下出線。
這種領導人，或許非常懂得如何在台灣大學體制內生存，卻未必有能力到國際人才市場接受公開競爭。
說得直白一點，有些高教領導人，離開自己的學校、熟悉的派系與人脈圈，還剩下多少競爭力？英文不夠流利、國際觀不足、缺乏跨國領導經驗，部分甚至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也談不上頂尖，卻能在台灣擔任大學領導者。這種現象才是台灣高教國際化最大的諷刺。
反觀高為元，至少有意願與能力走出舒適圈，接受國際高教領導職位的競爭。
我們究竟希望台灣的大學校長，是只能在本土體制內呼風喚雨的地頭蛇，還是有能力讓國際知名大學認真考慮延攬的領導人才？
答案難道不是很清楚嗎？
三、教育部已經說沒有違法，還要用什麼道德罪名審判？
2026年7月31日，教育部已經明確表示，依《大學法》第9條第7項及現行人事法規，高為元參加國外大學校長遴選，並無違反相關規定。
清華大學也公開說明，現行法律並未禁止在任校長參加其他學校校長遴選，高為元係接受國外學校邀請，基於個人生涯規劃參與遴選，校務推動並未受到影響。
既然如此，究竟還要審判高校長什麼？
有人批評高為元「騎驢找馬」，甚至把校長續任比喻為婚姻，彷彿剛結婚就另尋對象。
這種比喻不僅荒唐，更暴露了某些人對現代專業人才市場的極端無知。校長不是學校的配偶，學校也不是校長的終身伴侶。專業聘任關係應由契約、法規、工作表現與治理責任規範，而不是靠忠貞觀念維繫。
真正值得調查的問題很具體：校長是否違反聘約？是否不當使用公務經費？是否因為求職而荒廢校務？是否違反依法應負的資訊揭露或利益迴避義務？
清大校務監督委員會已提出相關查詢要求，當然可以依法調查。但調查應該針對具體事實，而不是預設尋求其他工作本身就是不道德。
如果沒有違法、違約或失職的證據，單憑校長想接受另一所大學的聘任，就要求他下台，究竟是維護學術倫理，還是在懲罰人才的國際流動？
大學需要的是能夠履行職責的校長，不是不能離職的校長。
四、當官可以離開學校，出國當校長卻不行？
更令人費解的是，台灣高教界對人才流動存在驚人的雙重標準。
多少大學教授、院長甚至校長，因為獲得政府邀請，便離開學術工作，出任部長、政務官或其他政治職務？華人文化圈「學而優則仕」是被高度浮誇的美事，社會往往視為學術界的光榮，認為是人才受到國家重用。這些借調學者卸任官員後，離開研究單位數年，甚至數十年，長期脫離第一線研究與教學，幾乎神奇地都能無縫接軌回到大學繼續擔任教授甚至在高齡回到學術體系擔任領導職務。
這種政學旋轉門，我們習以為常，甚至成為被過度浮誇的美談，卻很少有人拿「忠誠」與「貞節」來批判。那麼，一位台灣大學校長只不過申請競爭擔任美國大學校長，為什麼就突然變成道德瑕疵？
難道學者到政府當官是為國服務，到國際大學擔任領導人就是背叛學校？難道在台灣政界與學界之間流動，是人才交流；在台灣與國際大學之間流動，就叫騎驢找馬？
這不是原則，而是雙重標準。
當然，任何人在任期中轉換職務，都應履行法定義務、妥善交接。但不能因為政治任命符合本土權力文化，就受到讚揚；國際職涯發展不符合某些人的忠誠想像，就遭到道德圍剿。
五、真正的國際化，不是招收外籍學生，而是校長也能輸出國際
台灣的大學最喜歡談「國際化」與「國際移動力」。
每年花費大量經費招收外籍學生、推動雙語教學、簽署國際合作協議，宣稱要培養具有全球移動力與國際競爭力的人才。
但我們不妨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如果連大學的領導者自己都沒有能力在全球高教市場競爭，他如何帶領學校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學生？
學生被要求走向世界，校長卻最好一輩子留在台灣。學生被鼓勵勇於挑戰、突破舒適圈，校長一旦真的想挑戰國際舞台，反而被指責不夠忠誠。
這豈不是台灣高教最荒唐的矛盾？
真正世界級的大學，不會把人才流動一概視為背叛。優秀教授被其他名校延攬，往往反映原機構吸引、培養或留住人才的能力。學術領導人跨國任職，也能建立新的研究合作、人才交流與國際網絡。
試想，如果高為元真的獲聘美國大學校長，清華大學不僅可以與一位熟悉台灣高教體系的美國大學領導人保持聯繫，更可能透過他的國際人脈與制度經驗，促進未來學術合作。
這難道不是台灣高等教育向世界拓展影響力的好事？
我反而期待，有一天台灣的大學校長經常出現在哈佛、史丹佛、牛津、劍橋等世界頂尖大學的校長遴選名單上。
那才叫真正的國際化，而不是每年統計招收多少外籍學生、簽署多少合作備忘錄，卻連自己的領導階層都缺乏國際移動力。
六、清大應該討論制度，而不是把校長綁上道德十字架
這場風波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
9月10日，高為元在全校說明會中承認自己判斷失當，並宣布捐出部分薪資改善學生宿舍。10月20日，清大校務會議討論相關議案，高為元主動迴避，但會議最終因人數不足而未能表決。一位已經進入美國大學校長決選的台灣大學領導人，如今竟然需要為參加國際職位遴選公開道歉、捐款，甚至面臨去留爭議。
請問這會向未來有意回台擔任大學校長的國際人才傳達什麼訊息？
難道接受台灣大學校長職位，就必須放棄國際職涯發展？難道一旦受聘，就不可以再接受其他國際大學的邀請？如果台灣高教界真要建立規範，就應該公開討論在任校長申請其他職位的資訊揭露、利益衝突、職務代理與交接機制，而不是事後以模糊的道德標準懲罰個人。
高為元的個別決策當然可以接受檢驗，但不應將合法的國際求職行為本身定義為不忠誠。
更重要的是，台灣應該藉此重新思考校長遴選制度。有多少所大學真正以全球公開招聘方式尋找校長？有多少遴選委員會願意把國際領導經驗、全球學術聲望、跨國募款能力與高教治理成就，列為最重要的遴選標準？
我們常常選出最熟悉本校的人，而不是最有能力帶領學校走向世界的人。
這才是台灣高教真正需要改革的地方。
七、別再用缺乏競爭力的忠誠觀，懲罰願意走向世界的人
一個真正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等教育體系，應該以培養、吸引與輸出世界級人才為榮，而不是以限制人才流動來維護表面的忠誠。
清大校長事件最令人遺憾的，不是高為元沒有獲得美國大學聘任，而是台灣社會竟然有這麼多人，把國際職涯競爭當成道德問題。
我多麼期待台灣的大學校長，能有更多人具備足夠的國際學術聲望、領導能力與全球移動力，成為各國一流大學願意爭取的人才。
我們需要的不是只能在台灣大學體制內生存的領導人，而是放到世界任何地方，都有能力接受競爭的真正國際人才。
沒有能力離開，卻把留下來說成忠誠，這不是美德，而是把缺乏競爭力包裝成道德優越。
如果清大校長違反法律、聘約或具體治理規範，就依法處理。但如果只是因為他有能力進入美國大學校長決選，就被扣上「騎驢找馬」的帽子，要求公開道歉甚至下台，那麼真正需要反省的，恐怕是台灣高教界狹隘、保守又充滿雙重標準的文化。
台灣不缺只會守住位置的校長，缺的是有能力在世界舞台競爭的校長。
清華大學能選出一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領導人，應該值得驕傲，而不是羞愧。
因為一所大學的偉大，不在於能把多少人才留在校園裡，而在於有多少人才，能從這所大學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