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黎智英傳：從億萬富翁，到中國最懼怕的批評者》新書（作者：祁福德（Mark L. Clifford）；〈明白文化〉出版）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世界送走新冠疫情元年時，黎智英重返荔枝角收押所（Lai Chi Kok Reception Centre），這裡是所有香港囚犯牢獄生活的起點。他曾在十二月三日收押，隨後獲准保釋，度過聖誕假期。這個跨年夜返監後，他就未曾再獲自由。
他仍被關押在赤柱監獄，赤柱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最高戒備監獄，於一九三七年啟用。日本佔領香港期間，赤柱監獄曾轉為拘留營，此地也是英國殖民政府廢除死刑前的行刑場。赤柱監獄坐落在伸入南海、風光如畫的小半島上，毗鄰同名小鎮，距離中環商業區僅約三十分鐘車程。
赤柱鎮的英文名字是Stanley，源於一八四一年英國佔領香港時的殖民地大臣，這裡也曾是殖民政府的首處行政總部。香港旅遊發展局邀請遊客前來「回顧香港歷史，在這座迷人的海濱小鎮放鬆身心」。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香港的主要營區位於半島南端，就在赤柱監獄隔壁。雖然駐港解放軍多數時間待在營區內，但始終是香港掌控者的明確象徵。
黎智英無法自由溝通。他每月可見家人二到四次，每次三十分鐘，全程受到監控。準備庭審期間，他的律師可前來會面，但朋友與支持者只能在法庭上看到他。法庭內嚴禁攝影，因此自二○二○年底以來，外界幾乎很少看到他的照片。他的信件受到審查且數量有限，當局甚至隨意禁止他接收明信片，因此阻斷了天主教學童發起的明信片聲援行動。身為香港抗爭的象徵，當局試圖抹去他的存在。這意味著限制他跟外界的聯繫，減少他的影像曝光。
二○一九年曾因政治指控入獄的前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香港企業律師山謬．比克特（Samuel Bickett），描述囚犯初入荔枝角收押所時的迷茫感：「最初幾天真的非常非常難熬。你只能在擁擠的房間，坐在長凳上，一坐就是數小時，完全不清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你會被叫起來，然後又被要求坐回去。不停坐著等待。」
他進一步描述迷茫經驗。「香港監獄裡最難熬的一點，就是沒有時鐘。你完全不知道時間，也看不清楚外面的樣子。」獄警甚至禁止囚犯間彼此交談。「你沒有書籍，沒有書寫工具，沒有探訪機會。唯一能做的，就是坐著。」
按照規定，囚犯入監後應即有說明。獄方應解釋獄中規則、囚犯權利及相關服務。「這些都沒有──至少在我或同監的囚犯身上都沒有。」比克特說：「在赤柱監獄，所謂的『入監說明』，就是連續兩天、每天八小時觀看由商業電台香港無線電視（TVB）製作的紀錄片，內容就是各種囚犯故事。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解釋或說明。從經營赤柱『非官方』服務的三合會成員那裡得到的有用資訊，還比獄警多得多。」
多數囚犯關押在集體囚室。原本設計來容納八人的空間，經常擠進十六人。比克特其中一名獄友在新冠疫情期間去世。雖然死因與新冠無關，但獄警因為害怕接觸遺體而遲遲不願處理。囚犯們只能在囚室另一端縮成一團，盡可能遠離屍體。
相比之下，黎智英則遭單獨監禁。長期隔離容易導致焦慮、抑鬱、自殺念頭，甚至精神錯亂。然而，四年期間幾乎都單獨監禁的黎智英，仍舊展現樂觀精神。監禁的「不公不義甚至未能影響到他，」李韻琴驚嘆：「他的心靈如此自由，難以置信。」
每次出庭前，黎智英要先接受全身搜查，戴上手銬鐵鏈，關進裝甲車的金屬籠中，再由保全車輛包夾護送。香港當局以此等戒備對待這位堅守非暴力理念的老人──他原有無數機會逃離香港，在巴黎或倫敦的公寓裡安享舒適生活。
比克特描述囚犯出庭的過程：「他們會想方設法讓你難過。他們很早就叫你起床，站著迅速吃完飯，獄警不斷大聲催你快一點。」
囚犯被鍊著運送。「當他們終於上鎖鍊時，你反而會鬆口氣。」比克特說：「上鍊意味著他們要將你送上巴士，前往法庭。」
監獄巴士有冷氣，不像獄中，比克特憶起「那是我幾個月來坐過最舒適的地方」。下車後，囚犯會被送進候審室。「從離開監獄到進入法院候審室，全程都戴著鐵鍊。」黎智英的待遇更加嚴苛：「他全身到腳都上了誇張鐐銬。」
中國共產黨透過低調威嚇控制香港，通常威脅當事人的生計，或施壓其父母。黎智英堅不退讓，打亂對手的步調。從騷擾佐丹奴，到抵制《蘋果日報》，黎智英始終拒絕將商業利益放在他的自由信仰之上，即便得付出高昂的財務代價。光是如此已經顯出他的不尋常。現在他仍舊拒絕在新國安法體制下默默屈服，黎智英要逼中共向世界展現出自己冷酷無情的一面。
黎智英選擇走上抗爭的道路。他願意承受苦難，為自由發聲，揭櫫中國統治的真相。他以數百頁的每日書信，記錄身為政治犯的監獄生活。他以鉛筆用英文書寫，通常在一天結束時動筆，有時也會在隔天清晨回顧前一天的事件。
他入獄前兩年寫下的部分手稿被設法帶出赤柱監獄，生動刻畫出獄中生活的景象。無從掌握時間，甚至連開關牢房燈光的權利都沒有。禁錮必然帶來的無奈挫折，反而在獄中的精神與個人掙扎裡逐漸退居次要。他的文字展現出一個超越身體囚禁、心靈卻比以往更加自由的人。筆觸刻畫出一名平靜的人。他選擇以監獄展現出他對自由的信念。獄中生活反而讓他更加清晰專注。
黎智英深知自己的使命非常簡單：他必須保持尊嚴活下去。他必須在精神與心靈上保持自在，始終忠於自己的原則。他的日常生活簡單規律，像個天主教本篤會修士。他清晨早起，整日閱讀、沉思、繪畫，並履行監獄規定的勞役。此刻擔任《華爾街日報》編輯委員的麥偉林說：「我覺得他的監獄生活就像修道生活。」他跟黎智英保持著固定書信往來。
監獄的設計明顯就是為了羞辱跟剝奪囚犯的人性。從睜開雙眼的那一刻起，黎智英就被不斷提醒，他的命運掌控在獄方手中。監獄規定不許使用鐘錶。二○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在破曉前的黑暗中醒來，一名獄警告訴黎智英，現在是凌晨四點半。
「我請他幫我開燈，他說：『不行，也許等我（巡過）幾圈後再說。』於是，我開始晨間伸展運動，吃下早上的柳丁（昨天晚餐留下）……當我梳洗完，獄警走過來，幫我開燈，彷彿他的良心推翻了先前不幫忙的決定。他不是對我心存偏見，只是對規則格外嚴格。這份同情之舉令我感動。他再次經過時，我遞給他一張基督受難圖，他很開心。」
在獄中，黎智英的主要消遣之一便是畫畫。入獄四年來，他的兩大主題始終是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與聖母瑪利亞。
黎智英長期以來熱愛藝術。他對色彩相當敏銳，早在公明織造跟佐丹奴工作期間養成，後來偕李韻琴遊歷各地時，也經常造訪博物館。一九九四年，他跟李韻琴結識美籍華裔畫家丁雄泉，並跟他建立深厚友誼，隔年還結伴同遊印度。一九六○年代，丁雄泉活躍於紐約的普普藝術圈，與安迪．沃荷（Andy Warhol）為友，與羅伊．李奇登斯坦（Roy Lichtenstein）為鄰。巧合的是，丁雄泉壓克力色彩鮮明大膽的標誌風格，與黎智英當年為佐丹奴設計的服裝色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一九九○年代中期，黎智英曾在阿姆斯特丹向丁雄泉學畫數月，當時丁雄泉在當地擁有一間畫室。一九九六年的一組照片裡，兩歲的黎崇恩隨著父親，在紐約畫室裡與丁雄泉合影。直到二○○二年丁雄泉中風前，黎智英跟李韻琴仍時常探訪他。
如今在獄中，黎智英持續磨練自己的繪畫技巧，創作出數百幅細膩的宗教人物彩色鉛筆畫。他每天專注作畫數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