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化元／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雷震先生，是台灣民主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先行者之一。他於與同儕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創刊的宗旨就是希望以「民主反共」 ，使國民黨當局統治的國家成為「自由中國」。他和同仁以言論為武器，批判時政，啟蒙民智。1960年，他試圖呼應海內外要求落實民主憲政反對總統三連任的主張，終究不敵蔣中正、蔣經國強人的意志而告失敗。他又透過《自由中國》雜誌的言論，並結合來自中國大陸的自由派人士與多位臺籍政治菁英籌組「中國民主黨」，試圖打破國民黨一黨獨大，無法落實民主憲政的困境。然而，這項努力在1960年9月4日因他被捕入獄而受挫，但他卻以個人的犧牲，為往後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在之前大罷免期間，結合反共與台灣主體性兩股原本不同訴求的國人，成為重要的課題之一。不過，當時提及的反共歷史，特別是如何反共的歷史，忽略了來自中國大陸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民主反共」面向，實在相當可惜。
為了紀念雷震被捕受難，並檢視他和同志為「民主反共」努力的歷史軌跡，凸顯他們「民主反共」在當時歷史時空的意義，呈現「反共」做為台灣住民的共同歷史記憶，並不只是蔣中正、蔣經國父子的反共之路而已。雷震、殷海光、傅正這些《自由中國》的要角，以民主作為反共的目的，也以民主進行反共的戰鬥，不僅是台灣社會可貴的思想遺產，在以反共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攻」，捍衛台灣得來不易的自由民主成果方面，更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台灣教授協會日前特別策劃的「民主反共在台灣歷史上的意義」，由秘書長許文堂主持，薛化元會長、前當代總編及金恆煒、傅正的學生陳信傑擔任論壇發表人，在台灣以反共的歷史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戰之際，更能呈現「民主反共」的歷史意義，並充實反共論述的的內涵。
雷震、殷海光、傅正來台之初，雖然意識到「民主反共」的重要性，反對以共產黨的方式來反共，批評以「反攻大陸」為名延宕台灣民主改革的政策，不過，一直到美國參議院公布委外做出的「康隆報告」，提出「兩個中國」的衝擊，他們大抵上仍試圖維持中華民國式「一個中國」架構的可能性。而在1960年甘迺迪總統競選團隊提出「中台國」的概念，倡議「兩個中國」，預期到將來可能的影響，《自由中國》特別請蔣勻田翻譯引介。而雷震案旋即爆發，《自由中國》被迫停刊。雖然《自由中國》無法針對此一問題做進一步的討論，雷震、殷海光、傅正等人「民主反共」的思想則在之續發展，影響台灣民主的發展。
雷震、傅正在「雷震案」失去自由後，殷海光雖未被捕，但在情治單位施壓下，甚至被迫失去在台大授課的權利，而應美國方面的邀請，也無法取得出境許可。而金恆煒的研究，則進一步凸顯了殷海光在推動台灣政治主體性方面的貢獻。他對比史料後發現，謝聰敏撰寫〈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初稿時，曾經接受了殷海光的一些看法，不過，他們被捕接受偵訊時，故意否認他們與殷海光的互動，以保護殷海光。另一方面，殷海光的學生許登源生前接受筆者訪談時，則強調殷海光曾經託人到美國告知，應該結合台籍及外省籍人士共同推動台灣作為獨立國家。許登源特別從殷海光的思想理路切入，說明殷海光此一政治主張合乎邏輯的發展。
陳信傑則說明隨軍來台的傅正，來台初期原本被政戰系統納編，而他對自由民主的認知，使他從《自由中國》的讀者，透過投稿成為作者，最後加入雜誌成為編者，而從所謂的「蔣經國之路」離開，走上了「雷震之路」。出獄後，他先協助雷震整理包括〈救亡圖存獻議〉的文稿，而在雷震過世，加上美麗島事件的衝擊下，再次投入民主運動。他協助周清玉助選，並在黨外雜誌撰稿，而進一步成為1980年代黨外人士串連組黨的重要推手之一。民進黨組黨之後，大力主張政治改革，要求「住民自決」。黨內反對台灣獨立的部分外省籍政治人物選擇出走，傅正則在民進黨繼續為在台灣落實民主憲政理想努力，死而後已。
而雷震政治主張的發展，更清楚呈現其原本以實現「自由中國」為職志，政治思想以自由民主的價值為優位的主張，面對現實國際局勢的發展，如何進一步發展以「救亡圖存」，並尋求在台灣實現民主憲政的可能。如前所述，雷震早在《自由中國》時期，就反對國民黨當局以「反攻大陸」為名，壓制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自由中國》晚期，在現實上不僅「反攻大陸」不再可能，也面對來自國際社會「兩個中國」主張的衝擊。1970年雷震出獄後，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國際上逐漸成為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為了維持在台灣落實自由民主的可能，他清楚地向外國記者表達，台灣應該採取「兩個中國」的政策。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多數會員國的支持下，透過2758號決議，繼承了中華民國政府的席位，更可能以此作為其併吞台灣的依據。雷震認識到台灣面臨存亡的威脅，為了維持台灣落實民主憲政的可能，不僅反對「一個中國」的主張，也認識到此階段，透過中華民國欲求「兩個中國」而不可得。他清楚地反對蘇聯式在聯合國「一國兩席」的主張， 也反對邦聯，甚至國協的想法。他認為前述主張在現實上都無法避免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的問題，台灣更無法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兼併）的壓力。如此，在台灣欲追求民主憲政的落實，就必須成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主權國家：中華台灣民主國，制訂新憲法，使台灣成為民主國家，積極尋求國際的承認。對雷震而言，如果中國也能民主化，兩個民主國家關係如何統合，自是他所樂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台灣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國人自然可以堅持自己的國家認同，「民主反共」未必一定要和另一個民主國家整合。
就此而言，作為外對抗中共政權，對內落實民主憲政的思維，「民主反共」原本是希望中華民國政府可以「反攻大陸」，問題是：政治現實卻是中華民國在國際組織（國際社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台灣如何「救亡圖存」，尋求落實民主憲政的可能，必須在原有的中華民國體制外另求生路。而台灣透過努力成為民主國家的經驗，在「民主反共」的理想層面，則可以成為中國主張自由民主人士的精神支持，也是中國可以走向自由民主的借鏡。換言之，希望守護台灣自由民主的成果，乃至希望台灣的自由民主可以深化，則「民主反共」是台灣社會的重要思想資產。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希望中國未來能朝向自由民主發展，更應該維護台灣自由民主的成果，免於被中國共產帝國主義併吞，如此可以提供中國朝向民主發展的思想動能，也是重要的價值選擇。
(作者：本文的民主反共，指的是在現實層面以落實民主的價值，對抗中國共產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