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郁賢／地方政治工作者、前時代力量雲林縣議員
「反綠」，這種空洞且仇恨值滿滿的口號式言論，真的可以撐起一個政黨嗎？
黃國昌沒說的秘密是：在「反綠」口號下，怯戰者如何變明星？擅長竄改記憶的慣犯如何安全下樁？
從「可敬」到「可惡」的距離，黃國昌在國會的各種「表演」，是他「藐視制度」的日常及「說謊成性」的人格特質。踩著民主浪潮而生的政治明星，不斷地「絕處逢生」；因組織新政黨而掘起而被崇拜，最後卻帶一群信徒，變成「國運昌隆」的法西斯。在殺伐之後，僅留下一群錯把「政治明星」當成「民主英雄」來崇拜，最後傷痕累累、對公眾事務心灰意冷的人。
當年的「時代力量」以「新政治」之姿橫空出世，高舉透明參政的大旗，一度讓許多人民對改變台灣政壇的風氣，重新燃起希望。而這艘承載著改革理想的船，似乎在黃國昌掌權後的權力漩渦中迷失了方向。當年被迫離開時力的前夥伴，經常苦中作樂的戲稱，當時黃國昌掌權的時代力量，真是「新政治的邪教」。
那麼，核心問題究竟出在哪？關鍵就在於這個「黨」，自創黨以來，始終未能真正實踐「由一群人來決策」的理想路線。
曾經還算不錯的前戰友，為了確保身在「昌派」的政治利益，誓死捍衛與初衷相違的「極權」，使得那些「已經」身居黨內要職的人，選擇了沉默，對外發言仍一副「清流」之姿。這種默許的罪惡，最後給了台灣社會沉痛的啟示。
對於「第三勢力」幻滅，是一場關於「公平正義」的騙局，這種高期待後的失望，進而延伸出「台灣還沒有第三政黨的空間」結論。
這些年，親眼見證台灣社會運動的澎湃力量，心裡總有個疑問：我們究竟要累積多少年的集體意識，才能真正催生出一個穩固、有力的「第三勢力」？而台灣到底需不需要「第三勢力」？這問題，在回顧「時代力量」的興衰時，是最沉痛的回憶和省思，最後，不得不承認當年那股熱血，只是被「有心人」巧妙利用了。
親眼目睹時代力量過去的黨主席們，是如何淪為黃國昌和陳惠敏手中的「魁儡」，看著黨內「秘書長」們的荒腔走板，曾經高聲宣稱的「公開透明」和「開放政治」的政黨，大權在握後對付同志們的手段，就是找來聽話「決策委員」，透過掌握的大量「人頭黨員」進行配票，輕而易舉地取得「絕對多數」，最後由極少數人決定黨主席人選。
回頭看當年徐、昌、敏派的利益分贓，都是黃國昌一手掌控的戲碼，想想徐永明涉賄被調查而退黨，再看看現在的民眾黨，我已經不難想像，那個曾經一手扶植並分配利益與權力給徐永明的黃國昌，背後究竟動了什麼手腳，那種似曾相識的詭譎氛圍，讓人不寒而慄。
台灣的「民主化」進程，至今不過幾十年光景，相較於西方國家，其發展時間確實相對短暫，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的政治場域中，充斥著意圖透過激化社會矛盾，來動搖民主根基，這也是是「記憶慣犯」黃國昌的慣用手段。
時力如國民黨般醜陋的「黑箱配票文化」，從2016年一路持續到2020年，我簡直看得心灰意冷，配不贏就「喬」、不然就乾脆「沒收選舉」、搶先指控別人操縱人頭黨員，來搞政治鬥爭。最後，當自己「借殼上市」的計畫失敗了，就直接把爛攤子丟包！這已經不只是「賊」了，對於台灣的民主制度就是徹底的背叛。
黃國昌那些號召民眾包圍檢察機關、揚言武裝起義，乃至於提出倒閣等舉動，雖然看似聲勢浩大，但從客觀角度來看，其背後動機常是為了轉移焦點，掩蓋其在政策制定或議會問政上的失誤，這正是「黃國昌們」的伎倆，也是他們最擅長的「透過製造外部衝突來掩蓋內部的問題」。
在政治舞臺上，「咆哮」、「仇恨」是黃國昌的表演，並在自己製造的混亂中，巧妙地脫身。我們必須看清、看透這些荒謬的演出，才能避免一次又一次地被這些「記憶慣犯」所愚弄。
台灣的民主還在成長，我們必須堅定地守護它，別讓這些政治小丑演出的鬧劇，成為我們民主路上的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