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困境:我們需要一個國家 卻不要國家主義
沒有國家的強制執行力,任何進步與左派的公平正義理想都不可能實現。圖片翻攝自國防部發言人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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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的困境:我們需要一個國家 卻不要國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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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7/10 06:40:00

王盈勛/臺北藝術大學教授
每學期我都會在課堂上問學生,哪天要是中共打過來了,你是否願意拿起槍來捍衛台灣?答願意的,低到一個你難以想像的地步。但這不是正式統計,我也就不說那是多少了。
今天我也不是來指控年輕人的怯弱、不愛國。做為一個教授人文社會領域課程的老師,我也捫心自問,那我會在課堂上講任何跟「愛國心」有關的理念嗎?過去沒有,未來可能也不會。如果教育者從不強調愛國的重要性,你又有什麼資格期待年輕人會為國家起身抵抗呢?
在我們這個時代,國家是個被兩面打擊的概念。你若是自由派或是偏右的思路,你會鼓勵學生要有全球視野,當個世界人,地球上哪裡最能發揮你所長,那就是你該去的地方,不要被國家的疆界侷限了。你要是偏左的呢,國家則是經常被描述為壓迫的源頭,洗腦控制的陰謀者,或是階級不平等的製造者。別太把國家當回事,看起來更像是個時髦的人,大談愛國心的老師,保證你就是別人眼中的老古董。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需要一個國家,造橋鋪路,健保勞保,教育長照,最好還能發一本國際上暢行無阻的護照。民主機制越來越成熟,政黨要靠選票才能取得國家的主導權,國家也就越來像是提供服務的公司,任你批評甚至叫罵也不該還手,要說愛,那自然是距離遙遠了。任何形式的愛國教育,免不了都要被說是為政治服務,背離教育的本質,自認進步的的老師們,絕對不願意幹這種事。
本來國家的概念走下神壇,也不能說沒有進步的一面,以國家之名幹的壞事,更能得到有效的監督,當代人也更能看見,一國之人真實處境的巨大落差,也越來越不容易被國家的標籤所掩蓋,這些都算是正面的。
問題在於,只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不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這在承平時刻,問題或許不大,但你若問,大敵當前,國人為何不能團結,為國抵禦外侮之心,何以如此薄弱,答案不也是再明顯不過:一個平常就被打趴在地、只為服務而存在的國家,如能能在大敵當前之際,立刻翻轉面目,帶領國人一致對外,要國人熱寫抗敵?
現代國家最大的困境之一,是它的國民在依賴國家之際,同時也可以大剌剌地宣布,他們已經「超越」國家了,而國家常常也對這種超越的反應有氣無力,對跑去敵對國家唱衰自己的人莫可奈何,因為有個超越國家的言論自由論述,連執政者都要臣服在這樣的概念之下。
如何走出這樣的困境?我要說,現在的執政者,要拿出國家的自信與勇氣,為國家找到新的定位,讓愛國心不再是陳腐與守舊的象徵,而是有其新時代的意義。
在全球化的脈絡下,生產要素中的資本、技術、原物料、機器設備與人力資本,大概就屬人力資本的可移動性最差,而可移動性越差的,就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中越是弱勢與邊緣,沒有跨國移動工作能力的人,就經常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一樣被邊緣化的還有國家主權,老牌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就一度喊出了民族國家終結的口號。地緣政治的強勢回歸,說明了民族國家終結論的簡化與天真,但國家的邊緣角色,或許也跟可移動性低的勞工並無二致:國家總是在那兒的,他們能去哪裡呢?於是,他們總是被那些可以跨國或是兩岸移動的人們,高高在上地無情嘲弄。
國家意識要能復興與再定位,首先就是要讓人們清楚知道,那樣的嘲弄,只是奠基於甜蜜的幻覺與過往國家的軟弱,沒有國家的強制執行力,任何進步與左派的公平正義理想都不可能實現,而跨國移動力也分很多種,難民、走線、藍領移工到白領高薪族,只有強國之民,才多數落在最後一種。人生勝利組,往往不免高估了自己。
先前政府要求久居海外台灣人要繳保費返國才能使用健保,就是跨出了正確的一步,矯正可移動性高的國人對可移動性低者的搭便車行為,這樣的國家就是正義的。在中國佔盡所有兩岸獨特關係好處,卻又損及哪兒也沒去的台灣國家與人民利益的人,對這種拿走所有外部性利益卻又不承擔責任的行為,卻用一種空泛的自由主義來自我設限,這樣的國家,又怎會是公平正義的,是珍視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願意起身捍衛的國家?
想通這一點,國家就回來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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