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流亡海外中國民運人士、〈對話中國〉智庫所長
2025年的夏天，對中國企業家來說，宛如一場寒冬。短短兩個月內，一連串企業家墜樓、自殺、被查的新聞接連爆出，讓人目不暇接：6月2日，西子電梯董事長劉文超墜樓身亡。7月17日，靚家居創始人曾育周在廣州墜樓。7月27日，居然之家創始人汪林朋墜樓身亡。浙江建投董事沈康明在7月初去世，疑似墜樓，官方未明說。紅星美凱龍創始人車建興5月13日被立案調查。富森美董事長劉兵7月24日被監察機關留置。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原副總經理何文忠因受賄2.89億元被判死緩。這不是一年，也不是半年，而是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幾乎每隔一周就有一個知名企業家出事。這些曾在中國經濟高歌猛進時期叱咤風雲的名字，如今不是身亡就是落馬。這一連串的事件背後，絕不只是巧合， 而充滿著新時代的烙印。
首先是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房地產和家居這類行業過去十年是中國經濟的明星，但從2021年開始，國家不斷加強對房地產的調控，三道紅線、限貸限購、土地財政收縮，讓整個行業陷入長期低迷。錢賺不到了，債還不上了，企業運營一地雞毛。其次是民營企業生存環境的持續惡化。從「共同富裕」到「防範資本無序擴張」，從對互聯網平台的整頓到教育培訓行業的突然清零，很多民營老板早已心驚膽戰。所謂「市場信心」，已經逐漸變成一種稀缺資源。第三，是反腐高壓之下，政商關系集體斷裂。過去很多企業，特別是地方大型民企，和政府的關系非常密切。政府幫企業融資、拿地、搞審批，企業幫政府完成政績、招商引資、GDP增長。但現在風向變了，政府沒錢了、審計變嚴了、問責機制全面鋪開了，過去的「合作夥伴」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廉政風險」。很多企業家不是突然違法，而是舊賬被翻、模式不再被容忍，結果就成了替罪羊。
其次是制度問題，也就是政府與企業家階層之間的關系問題。中國的政商關系一直是特殊的。一方面，政府是規則的制定者、資源的分配者；另一方面，它又親自下場搞企業、參股、幹預市場。企業要發展，往往不得不依賴權力，但過度依賴權力，就意味著隨時可能被權力反噬。很多出事的企業背後都有一個地方政府的影子。紅星美凱龍、富森美、居然之家等都是地方政府重點招商企業；而他們的老板，很多人也曾是地方「兩會代表」「優秀企業家」甚至「人大代表」。政績好了，企業家風光；政績爛了，企業家就成了背鍋俠。問題在於，中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同時扮演著監管者、裁判者、參與者三重角色：既定規矩，又下場比賽，還能隨時更改規則。對企業來說，這種「三位一體」的政府是一種極度不穩定的合作對象。一旦風向轉變，企業根本無處可逃。
當然， 心理壓力也是企業家密集「出事」的重要原因之一。企業虧損、銀行追債、政府查賬、員工討薪……這些本就夠壓垮人了；再加上一個高度不透明、說查你就查你、說封就封的環境，很多人早已身心俱疲。過去的「安全感」來自於增長預期和權力庇護，現在這兩者都在快速消失。當一個企業家每天醒來都在問：「下一個是我嗎？」的時候，出事只是時間問題。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麽現在清洗這麽多企業？在經濟仍舊處於艱困時期的今天， 對於中共來說，該做的事情，難道不是該拯救民企、恢覆經濟信心嗎？這正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很明顯， 與外界的期待不同的是， 中共現在更關心的是「可控的資本」和「忠誠的資本」。過去的民企太獨立了，太有主意了，甚至敢在輿論上出頭，敢在海外搞擴張。現在，不聽話的要打壓，聽話的要收編。通過立案調查、司法打擊和輿論冷處理，把民企整體「馴化」成可管理、可指揮的存在。這並不是單一的「反腐」，也不僅是「清算舊賬」，而是一次對資本勢力的結構性重塑。用更直白的話說：新時代的企業家，不能只是賺錢機器，而必須成為政治體制的附庸。
2025年的這個夏天，對中國企業家來說，像極了冬天。看似陽光燦爛，實則寒意逼人。政策口頭上支持民企，實際行動上卻在不斷釋放恐懼信號。那些曾經是「改革開放受益者」的企業家，現在被當成了「風險點」和「權力鬥爭的籌碼」。這一波事件，不只是幾個老板的命運轉折，更是中國經濟治理邏輯的一次根本轉向。未來的企業家，如果還想活著、發展下去，就必須重新理解這個國家的政治語言和制度邏輯。這不是一個普通的經濟周期，而是一次深層的制度性斷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