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專欄：關稅戰中進退失據的跨國公司

川普關稅戰第一階段除了最重要的美中關稅協定再度延期90天之外，大局已定。對盟友並未手下留情，小小的瑞士因39%的高關稅一片哀嚎；拆解「反美同盟」BRICS的高招——針對印度、巴西、南非的高關稅亦在實施過程中；逼迫美國幾家最大的跨國公司回歸美國也毫不手軟，英特爾、蘋果、英偉達公司那幾位長袖善舞的CEO頭痛不已。將川普執政半年多的行動，與前總統柯林頓建立的全球化體系做一參照，可說川普的行動是拆解全球化體系。

30餘年的全球化，讓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說1993年進入白宮的柯林頓總統是全球化的第一推手，那麼跨國公司、WTO與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就是他推動全球化的三大抓手，如今這三大抓手正在被川普一一拆解：

1、WTO為美國主導的世界自由貿易體制提供了制度基礎，關鍵因素就是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的消費國向世界各國提供了基於普惠原則的免除關稅優惠。川普總統的關稅政策基本否定了WTO這一原則，除了中國一向偶爾談談要就關稅問題訴諸WTO，沒有國家認為這個近於癱瘓的機構還能起什麼作用。

2、USAID通過資助在世界各國建立了龐大的NGO網路，這個網路成為美國在全球傳播美國價值觀的工具，最開始是民主、自由、人權為口號的普世價值，後來成了美國左派政府奧巴馬-拜登16年內推行lgbtqi+等DEI文化的工具，與此同時也成了左派NGO瓜分美國納稅人稅款的食物鏈。川普通過DOGE，關停了USAID，在抓了幾個巨大的腐敗案，左派擔心害怕繼續追查，不得不停止瘋狂的攻擊。

3、跨國公司成了美國經濟、金融延伸在世界各國的經濟抓手。柯林頓在八年任期內將經濟全球化架構搭建成功：全球經濟成了一個等級金字塔結構，美國高踞頂端，通過美元的支配力與金融資產定價權（三大資產評級公司全在美國），支配世界經濟，其餘兩個階梯依次是技術密集型高端製造業（日本、德國及少數歐洲國家的企業壟斷）、勞動密集型低端製造業向中國集中。其後在小布希、歐巴馬時期，跨國公司成為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甚至成為超越國家權力的一種力量存在。在美國本土，跨國公司通過遊說及各種政治利益輸送，讓美國政治為其利益服務。現階段，對那些重建美國製造業有重要作用的跨國公司，川普採取的措施就是利用高關稅，擠壓跨國公司的的生存空間，逼它們趕快「回家」。

柯林頓的全球化是利用美元-華爾街體系提供的手段，通過貨幣金融競爭維持經濟霸主地位，一個未料想到的結果是中國的崛起。川普則是通過貿易戰-關稅戰來打擊中國，希望藉此阻斷中國製造向價值鏈上端移動的進程並減少貿易逆差，重新建立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格局。

美國公司分兩類，凡以國內業務為主的均支持川普的關稅戰，關稅戰讓它們或多或少受益。在全球化進程中建立了完整的供應鏈且盡享各種特權的跨國公司則極力反對，如今大勢所趨，在這位如今變得相當強勢的總統高壓之下，這些公司不得不採取各種方式緩和壓力，以期度過難關。在川普8月上旬威脅對「晶片和半導體」徵收100%的關稅，但同時承諾「在美國建廠」的公司無需繳納該關稅。

多年精心佈局的蘋果公司，本以為將將產能從美國的「競爭對手」中國轉移至「盟友」印度的蘋果終於被架著「回家」。8月6日，蘋果CEO庫克在白宮與川普總統共同宣佈，這家科技公司承諾在未來四年內再增加1000億美元的美國製造業投資（總共6000億美元）。作為「美國製造計畫」的一部分，庫克聲稱這些投資將旨在將更多供應鏈和先進製造工藝引入美國：「這包括與全美10家公司開展新的和擴展的合作。他們生產的零部件（包括半導體晶片）用於全球銷售的蘋果產品。」

川普今年4月禁賣H20晶片給中國之後，英業達CEO黃仁勳於7月中旬在白宮晉見川普，用讓中國對美國晶片產生依賴性並在競爭中讓華為處於弱勢這一理由，成功說服川普解禁。但此後面對多變的白宮主人，不得不于8月10日與超微（AMD）一道表態，同意向美國政府支付其在華先進晶片銷售收入的15%，以換取出口許可證。這筆收入來自英偉達的H20晶片和AMD的MI308晶片的銷售。2024年英偉達來自中國市場的收入達170億美元，占總銷售額的13%；超微在中國的收入為62億美元，占總收入24%。如果冒然從中國退出，這兩公司將承受極大損失。

對英特爾川普採取另一種戰術。今年3月，英特爾（Intel）任命「晶片先生」陳立武(Lip-Bu Tan)為新任首席執行官。在4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陳立武的美國風投公司華登國際（Walden International）通過數百項投資扶持了中國晶片產業的一些知名企業，其中既有中國領先的晶片製造商，也有在關鍵細分領域發揮作用的中小企業。如今在他試圖拯救美國昔日的晶片冠軍企業之際，這段中國經歷反而可能讓他丟掉工作。在一些共和黨人質疑陳立武如何助推了中國的技術雄心之後，川普總統已要求他辭職。

對此，《華爾街日報》連發多篇文章，指出成本高昂是製造業回歸的最大障礙。在《川普關稅難解美國晶片製造困局》（8月11日）中指出，川普提出的半導體關稅及豁免政策，可能達不到其宣稱的目標。雖然關稅旨在推動先進晶片製造回歸美國，但相關企業早已在美投資，額外激勵作用有限。結論認為，川普的晶片關稅政策也許會擾亂全球電子產品貿易，並推高各種商品的價格，但似乎不太可能讓先進晶片製造業在美國強勢回歸。

上述措施表明，川普為了讓製造業回歸美國也算拼了。但是，在拆解柯林頓推動全球化的三大抓手的過程當中，因三大抓手形成的原因及維繫的方式不一樣，拆解難度也很不一樣，所起效果更是完全不同。

WTO的建立是一套沒有嚴厲懲罰措施的規則，早就被一些國家特別是中國的鑽空子造成許多問題，美國、歐盟為了防止中國鑽空子，分別設立了許多非關稅壁壘，比如綠色壁壘等，川普1.0時WTO已經形同虛設，這次只是給WTO致命一擊。

USAID是一個由美國政府每年提供數百億資金（近10多年每年為270-400億美元）支撐、遍佈全球的NGO產業複合體，意在提升美國影響力。川普政府對該機構十多年花費的7150億美元資金進行審計之後發現存在大量腐敗問題，而且與美國的目標完全不符。對這個機構只要斷了資金供給，這機構就不復存在，依靠這些資金就業的人星流雲散，所有項目皆歸零。

但跨國公司不同，這些企業遍佈全球，產供銷一條龍，背後還有龐大的金融資本支持，柯林頓推動的全球化，是以看不見的手——資本逐利的本性驅動跨國公司將資金與技術轉向人力成本、土地都相對低廉之地；川普則反其道而行之，是通過行政權力提高關稅，迫使跨國公司將資金與技術從成本窪地轉移回人力成本、土地價格（包括環保要求在內）都相對高昂的美國。考慮到產能轉移至美國的高昂成本，投資者需要的幾大保障例如充足的勞動力、穩定的本土供應鏈，產品的價格競爭力，目前美國均不具備，不要說企業不看好，只要具備國際經濟基本常識的人也很難樂觀視之，只能且行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