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10月5日晚間，網紅「館長」陳之漢在YouTube直播中，以粗鄙暴烈的語言高喊「把賴清德的狗頭斬下來，兄弟我等你」，並呼喚中國「出手」。事發次日，刑事警察局隨即宣布介入偵辦，指出該言論涉及《刑法》第153條「煽惑他人犯罪」及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等罪嫌，並可能觸及《國家安全法》。總統府隨後發表嚴正聲明，強調「元首維安不容挑戰」。
這起事件，不僅是一場「網紅失言風波」，更是對台灣民主制度成熟度的壓力測試。當「直播語言」跨越憲政自由的界線、從言論自由滑向鼓動暴力，國家依法介入不僅必要，更具指標意義。公然煽動仇恨暴力，此風實不可長，因為一旦容許以「開玩笑」、「宣洩」之名行恐嚇與煽動暴力之實，已經在為民主社會掘下惡性循環的墮落陷阱。
防衛性民主與言論邊界
台灣社會一向以言論自由為民主的基石，但自由從來不是「免責護身符」。正如德國憲法學者卡爾‧勒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在1937年提出的「防衛性民主」（militant democracy）概念所言，當言論被用來摧毀自由本身，國家必須以法律手段自我防衛。他曾在經典文章裡指出：「讓自由成為毀滅自由的工具，乃自殺式的自由主義」。
勒文斯坦的理論後來深刻影響德國《基本法》，催生出「防衛性民主」的制度框架，允許取締企圖推翻民主秩序的政黨與組織。這套理論並非對自由的否定，而是對自由主義「程序中立」的一種修正：真正的民主若缺乏自我防衛意志，將會在極端主義的利用下自我瓦解 。
因此，館長此番言語雖以「直播語氣」包裝，卻已明確跨越公共討論的界線，構成具體的煽動暴力威脅，不管針對誰都已然觸法。成熟的自由社會不應容忍仇恨或煽動暴力的言論，而應建立防衛機制，保衛自由不被仇恨與暴力侵蝕。
網紅政治與暴力修辭的常態化
網紅「館長」的語言風格結合「兄弟義氣」與「反建制姿態」，屬於社群化的表演政治（performative politics）。他的直播現場結合情緒宣洩與政治戲劇，將粗暴語言混淆為「敢講真話」的象徵，在觀眾粉絲蔟擁下甚至可能將暴力言辭浪漫化，並視為「反權威的勇氣」。
此現象在美國亦有先例。蘇珊‧諾瑟爾（Suzanne Nossel）在《遭受威脅的言論自由？》一書中指出，前美國總統川普在2016年競選期間曾以「第二修正案的支持者知道該怎麼辦」暗示暴力，這種貌似「半開玩笑的威脅」（half-joking threats）極具煽動力，因其模糊了語言與行動的界線，讓政治暴力在情緒共鳴中被正常化。
台灣的網紅政治正重蹈類似的錯誤。當情緒表達壓倒理性辯論、當粗言穢語被誤認為直言不諱，公共討論的品質將日趨下流。不負責的聳動言論，不斷加碼的娛樂化與表演化，實際上正在蠶食民主文化的底線。
言論自由的民主防線
夏洛特‧萊莉（Charlotte Lydia Riley）在同一本書裡也提供洞見：當代自由言論危機不在於國家審查，而在於「言論自由被誤解為不負責任的表達權利」。她指出：「當社會將言論自由理解為個人情緒的無限放縱，而非公共理性辯論的條件，民主就開始自我侵蝕。」這麼做的人，若剛好是政客或網紅，其危害就更加嚴重。
台灣當前的挑戰，在於如何在保障言論自由與防止仇恨言論之間重建界線。刑事局與檢方對館長案的介入，不應被視為對自由的箝制，而是防衛性民主的實踐。正如鑽研言論自由與公共領域歷史的牛津大學教授法拉．達波瓦拉（Fara Dabhoiwala）所言：「自由言論不能被解釋為摧毀自由條件的權利」。
勒文斯坦的警語在此刻格外顯得有意義。民主若對仇恨與暴力言語採「中立立場」，最終將成為極端主義的俘虜。台灣社會需要重新理解「自由」與「責任」的辯證：真正的言論自由，是能夠批評權力而不訴諸暴力，是在尊重他人的同時表述自身立場。若民主淪為仇恨與煽動暴力的宣洩場域，最終將演變為自我吞噬的體制。
面對這次網紅暴力語言與社群媒體的放大效應，不應止於「依法偵辦」，更應將此案視為一次社會教育的契機。自由不該成為暴力的遮蔽傘，而應是理性討論的基石。正如英國哲學家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論自由》（On Liberty）一書所言，真理是在與錯誤的碰撞中顯現。這次，做出錯誤示範的是館長陳之漢，應被追究法律責任之外，也應有公開道歉與認錯的勇氣。
台灣若要在這個眾聲喧嘩的網路時代維護言論自由的民主環境，關鍵在於建立一種「防衛性民主」的文化——既能包容多元意見，又能堅決拒絕仇恨言論與暴力威脅。當語言被武器化，民主的防線就必須以法律、教育與倫理共同築起。民主不會自動存續，它需要被守護；而守護的起點，最需要的是語言的自制與理性的重建，特別是必須從具有社會能見度和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帶頭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