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專欄：公民的誕生——期待肯．伯恩斯的《美國革命》

在這個歷史被切割、事實被懷疑、各國社會陷入對立與撕裂的時代，美國紀錄片導演肯．伯恩斯（Ken Burns）的新作《美國革命》（The American Revolution）即將於十一月十六日在美國公共電視網 PBS 首播。對許多關注公共史學與公民教育的觀眾而言，這不只是一大影像盛事，更是重新想像與感受「民主自由如何誕生」的歷史過程。

伯恩斯的紀錄片總在「國族神話」與「人性真實」之間找到張力。從《南北戰爭》（The Civil War）、《越戰》（The Vietnam War）到《美國與大屠殺》（The U.S. and the Holocaust），他持續拍攝美國如何在痛苦與矛盾中學習成為一個國家。《美國革命》也不例外。

這部歷時八年製作的六集、全片長達十二小時紀錄片，正逢美國獨立戰爭爆發250週年。它並不歌頌英雄，也不以「叛逆者的浪漫」包裝歷史，而是以多重視角重新講述一場思想、階級、族群與情感交織的革命。伯恩斯讓觀眾看見，不只是華盛頓與傑佛遜，還有被奴役者、逃亡的保皇派、原住民、女性與年輕士兵的故事——他們的命運共同構成了「自由」的代價。

這部重量級的紀錄片提醒我們，美國革命既是一場獨立戰爭，也是一場內戰；它是帝國爭奪的延伸，也是新社會自我定義的開端。伯恩斯說：「這場革命讓人類從臣民（subjects）變成公民（citizens）。」他試圖告訴觀眾，公民意識並非天賦，而是在流血與懷疑之間慢慢成形。正如伯恩斯在一場公開座談中所說，他希望這部片能「讓人重新理解美國革命是一場『人性試驗』，不是道德寓言」。他的鏡頭捕捉的不只是戰爭，更是制度誕生的瞬間，那種尚未確定、充滿恐懼與希望的氣息。

紀錄片的一個強烈主題，是開國元勳的兩面性。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在起草《獨立宣言》時，身邊是一位被奴役的十四歲男孩；而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在戰爭結束後，仍要求重新擁有逃離的黑奴。伯恩斯不掩飾這些矛盾，反而讓它們成為美國民主誕生過程中經歷的陣痛。

正如哈佛大學歷史學者安妮特．高登—瑞德（Annette Gordon-Reed）在片中受訪時所說：「沒有華盛頓，就沒有這個國家。」她並非讚頌英雄，而是指出：真正的領導者，是在不完美中承擔時代。

伯恩斯過去的作品以緩慢的節奏、深沉的旁白與精確的史料著稱。這次他延續同樣的風格，由演員彼得・柯尤特（Peter Coyote）的聲音貫穿全片，並邀集湯姆．漢克（Tom Hanks）、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摩根．費里曼（Morgan Freeman）等近兩百位演員朗讀歷史人物的信件與日記。這些聲音讓歷史重新變得鮮活，也讓觀眾似乎穿越歷史去親眼見證「公民誕生」的過程。

《經濟學人》在評論中指出，《美國革命》拒絕把歷史拍成「浪漫的往事」，而是一部「血腥的史詩」。導演揭露戰場上的殘酷與背叛，也描繪那個仍未學會平等的社會。

該刊更進一步呼籲：川普應該觀看這部紀錄片。因為它能提醒美國人「什麼才是真正能讓他們團結並值得驕傲的事物」。這不是一部「覺醒」（woke）色彩的紀錄片作品，而是一部深具愛國情懷、同時誠實面對缺陷的史詩。

《經濟學人》認為，若川普願意觀看，他可能會在片中看到兩種啟示——既能理解建國英雄們如何以強烈野心與非常手段建立國家，也能學到他們如何在權力與道德的衝突中節制自我。

這樣的勸說，顯然不只是針對一位政治人物，更是對整個分裂社會的提醒：歷史的力量，不在於重新演繹衝突，而在於讓人學會克制與共存。《經濟學人》也提到，伯恩斯拍攝革命時代的「恐懼與希望」，其實也是在回應當下的政治分裂。建國元勛們曾警告過民粹領袖可能「騎著民意之馬破壞憲政」，這句警語在今日聽來幾乎成了預言。正如伯恩斯所言：「歷史永遠在提醒我們，國家如何被創造，以及如何被摧毀。」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今年三月起，伯恩斯與其團隊就已展開全美巡迴活動，舉辦《美國革命》試映會與討論會，從維吉尼亞的威廉斯堡、波士頓與康科德，到亞特蘭大、芝加哥、紐約與洛杉磯等地，與觀眾、教師與學生面對面交流。這場巡迴式公共對話，幾乎成了另一種「民主實踐」的延伸，有如一場將歷史重新帶回公民生活的儀式。

PBS 與伯恩斯的製作公司 Florentine Films 也透過 PBS LearningMedia 為全美中小學教師製作教材與數位資源，讓年輕世代理解，「自由不是抽象名詞，而是一種需要學習與實踐的責任」。

這部系列紀錄片最後以建國元勛班傑明．洛希（Benjamin Rush）的話作結：「革命尚未結束。」250年後，這句話仍提醒我們，政治體制的更新，取決於公民能否持續維護理念的真實性。

對台灣觀眾而言，《美國革命》並非遙遠的歷史劇，而是一面鏡子。它提醒我們，政治制度的穩固，取決於公民能否不斷更新對自由的理解。近年台灣社會圍繞歷史記憶、公共媒體改革與民主教育的討論，其實都指向同一個課題：民主不只是選舉，而是一種關乎集體記憶的修復工程。

值得一提的是，近來也有多部台灣紀錄片以公民視角重訪歷史。例如探討戰後轉型與集體記憶的《終戰那一天》，以及重現紀實攝影與台灣民主化歷程的《民主之眼》，都正在展開群眾募資。這些創作者以有限資源追問：「我們如何記得、又如何繼續相信？」其精神與伯恩斯的公共史學並行不悖——都在用影像回應時代的健忘。

相對於在中國大陸連「公民社會」一詞都不許公開提起、任何自發性社群組織都被視為政權威脅的現實，台灣的公民權利與社會參與已獲得充分實現，彌足珍貴。這正是我們應從《美國革命》中讀出的核心訊息——公民自由從來不是天賦人權，而是持續的選擇與堅持。

當資訊環境被演算法與情緒撕裂，我們更需要像《美國革命》這樣的公共影像——它不提供答案，而邀請討論；不誇耀偉人，而讓普通人重新回到歷史的中心。伯恩斯所拍攝的，不只是250年前的美國革命，也在邀請世人共同思考自由民主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從《南北戰爭》到《美國革命》，伯恩斯一再告訴觀眾：歷史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那場250年前的戰爭並未真正結束，因為「公民」這個身份仍在面臨考驗。

在當前全球民主疲乏、仇恨政治蔓延的年代，《美國革命》像是一封寫給未來的信——提醒我們，理想不會自己延續，自由也從不廉價。當美國及世界各地的人們願意再次坐下來，一起看這部紀錄片、談論那場爭取「做公民」的革命時，或許，革命本身就已經重新開始。